中篇 我的大学
如今，丹巴已经记不清入学典礼、迎新晚会是什么样子，却对第一堂课记忆犹新。那是在老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第一次坐在大学课堂里，同学们都有一种崭新的感觉，丹巴却是紧张得不得了。那天，是一个老师讲写作，丹巴听着听着，手里的笔停下了。一堂课下来，同学们的笔记大多记得密密麻麻，丹巴的笔记本上，只有老师在黑板上的板书。跟不上老师的思路，他心里急得不得了。
在丹巴的印象里，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那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前夜，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十年“文革”，复旦大学“700多人受到非法审查，36人非正常死亡，6人被逼疯，还有多人被打成严重伤残”(见《文汇报》1978年11月19日)，作为“四人帮”兴风作浪的重灾区，复旦就在那时开始了艰难的拨乱反正。
“用麻袋装知识”
副班长陈晓东还能记起那个特殊的年代：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还在继续，大批冤假错案一个一个地平反，文学史上好多作家一个一个被平反，老舍的作品可以讲了，艾青的诗可以讲了。很多在“四人帮”时期被打成毒草的文艺作品，一个一个地恢复原来面貌了。
虽然还是工农兵学员，7611班已基本没有了开门办学，没有了学工学农，没有了“批林批孔”，没有了评《红楼梦》、《水浒》，没有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了“三大革命做课堂”。
中文系比较系统的课程一一开出来了：现代文学、现代汉语、作家作品、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外国文学，每一门课都要进行正规的考试。好多老师也出来上课了，王水照教《唐代文学史》，陈允吉教选修课《杜甫》，秘燕生教《文学概论》，吴德润教写作，任秀兰教《现代文学》，逐渐恢复的教学让这些有事业心的老师非常兴奋，上课时，热情洋溢，口若悬河。
“我到复旦来，就是要用麻袋来装知识的”。7611班的同学人人都憋着一股劲，争分夺秒，誓把被“四人帮”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他们的学习热情比后来的77级有过之而无不及。
早晨六点不到，就有人起床去读外语；晚上熄灯以后，还有人在厕所里看书。每天，除了上课，同学们就去图书馆、资料室。图书馆的座位很抢手，图书馆早晨8点开门，不少同学8点5分就坐进去了。30年后的姚国雄还记得，那次去图书馆排队，门一开，人就涌进去了，“哗啦”一下门上的玻璃被挤碎了，把她的脚都扎破了。夏天，教室里没有风扇，为了防蚊子，人人穿着很厚的裤子，汗流浃背了还在埋头苦读。
开学没多久，班里举行了文化摸底考试。这个考试把大伙的文化底子都考出来了，部分同学学习很吃力，有人只得了25分，王和平等“老三届”则显示出了不错的学问功底。
推荐生中也不乏高手。学习委员陈尚君显示出了他过目不忘的天才。在南通江心沙农场，他碰到了几位喜爱读书的朋友，在繁重的农活之余，居然从外语读到马列，从生物分类读到鲁迅、孔子。到复旦后，他对历史地理、中外作家的熟悉程度，颇使一些老师感到意外。糜雄在农场的时候，除了处理公文、管理档案以外，就是看书；第一次考文学概论，他考了第一名。范计春1969年下农场的时候，背了一箱子哲学书，包括艾思奇的哲学，老版本的辨证唯物主义等，阅读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较好的底子。
摸底考试以后，班上读书的风气更浓了。成绩好的同学扬眉吐气，成绩差的则非常自卑。班上有个同学学习困难，一度动过自杀的念头。有一次，她在考试中作弊，班主任找她时，她很痛苦，就说了实话：“自己根本就不能读书！”原来她的姐夫是县教育局局长，姐姐生孩子时候是她帮忙照顾的，作为奖励，姐夫就给了她一个上大学的名额。
丹巴还是乐呵呵的，似乎走路时都要翻着跟头，看不出有学习压力。一天早晨，班主任来找丹巴，说隔壁汉语班一个藏族同学夜里跳楼了。丹巴赶到跳楼地点，人已经被抬走了，只看到墙边的花坛里，草木青青。30年后的丹巴回忆说，死者是他在西藏师范学院的老师，1976年跟他一起来复旦学习。她到上海以后，生活不适应，性格也不开朗，学习也跟不上，就一时没有想开。
(责任编辑：梅智敏)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