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文化之光

　　1978年，戴伟很忙，每天一睁开眼睛就离开了宿舍。除了上课，他还在广播台做播音员，在话剧团做学生团长。

　　这一年，历经劫难的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不同价值观念引起的思想在激荡，在争鸣。7611班的同学在令人振奋的时代里，吸收着思想解放带来的精神营养，也参与创造着丰富的校园文化。

　　初冬的一天，校园里的树叶落了，相辉堂里却是热气腾腾，座无虚席，不时爆发出一阵愤慨声。复旦话剧团正在这里演出“文革”后第一个大戏《于无声处》。

　　舞台上，戴伟扮演玩世不恭的医生何为。只见他衣衫下摆半边塞在裤子里，半边吊在外头，一手捧书本，一手摇着把大蒲扇，穿着拖鞋晃了出来。“我正在研究我们伟大的文艺旗手推荐的世界名著《飘》，这可是最正经，最最正经，最最最正经的大事”。

　　演出结束了，大幕落下，同学们却还是坐在那里，直到演员出来谢幕时，人们才如梦初醒：哦，原来演完了，随后，掌声雷动，掌声中有泪珠闪亮。戴伟卸装回到宿舍，早已看戏回来的丹巴还在嚷嚷着：打死何是非(剧中一个极左分子)，打死何是非。

　　《于无声处》在校园里引起了轰动。多年后的戴伟回忆：这部戏以一景四幕六个人物，生动展现了1976年清明后，10月前的中国社会动荡的历史画面，揭示出“文革”中两代人的命运，显示出民心不可侮，真理一定胜利的发展规律，使人流泪，使人感奋。同学们不仅看戏，还出板报，在“南京路上”一期一期地讨论。一连几天，话剧团的演员和同学们举行座谈，谈戏，谈思想，谈人生。由于在校内的公演大获成功，复旦话剧团被推荐至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剧场公演，一连七场，场场爆满。

　　在戴伟的印象里，1978年的校园，文化讨论就是那样活跃。讲座多了起来，导演、演员、作家纷纷来到学校。校园活动更丰富了。演讲协会每周都有活动，时髦的吉他协会也在招兵买马。

　　很多小说都解禁了。姚国雄是班上的借书员，每次去图书馆都借回二三十本书，再分借给同学。电影也放开了，很多被打成毒草的片子恢复放映，四号楼的二楼有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有好节目时，大家把板凳搬到走廊里看，有时凳子上都站满了人。

　　校园里辩论的气氛很浓，有时一顿午饭足足吃了个把小时，饭凉了，菜冷了，吃饭的人仍在争论不休。

　　早在8月的一天，四号楼的二楼墙报上，贴出了77级中文系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女知青王晓华，在“文革”中受极左思潮的毒害，与被打成“叛徒”的母亲断绝关系9年，待到“文革”结束，母亲的冤案得到平反，自己意识到对不起母亲时，母亲却已永远离开了人世。

　　这篇小说在同学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人大声叫好，也有人批评。于是，围绕着歌颂与暴露问题，搞起了论战，7611班也卷入其中。最后，中文系索性举行了讨论会。那天晚上，在一个容纳四五百人的大教室里，赞美派发言，“哗”，一片掌声；反对派发言，“哗”，又一片掌声。一些老师看着热血沸腾的场面，不仅感慨：已经十多年没有见过这样畅所欲言、自由讨论的景象了。

　　毕业在1980年

　　1979年的冬天到了，7611班即将走完充实而努力的三年。

　　三年前入学时，他们意气风发，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他们承担了那个特殊年代的光荣与骄傲，却没有料到这一份光荣与骄傲，有一天因为风云变幻变成自卑和包袱。这种自卑在部分同学的心里投下了阴影，并在以后的岁月里，成为一种纠缠不休的心结。这种情绪在毕业之际，则引发了一场签名运动。

　　自从77级同学进校以后，部分同学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是有点抬不起头，二是有点不服气。难道工农兵学员真是处理品？我们这些人入学时大多通过了考试，在教学计划之内完成了学习任务，能不能晚毕业一年或半年，把学得不好的课程再学习一下呢？

　　毕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班上的几个同学决定给教育部长蒋南翔写信，给邓小平写信，反映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希望多读一年的心声。他们写好信，挨个宿舍找人签名，又油印后发给上海的其他高校。30年后，一位同学还记得那封信的片段：我们是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班船，也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最早一班车，我们上学，一直认真读书，有些事情是时代的因素……

　　很快，学校领导一级级找同学谈话，指导员马上召集全班同学开会，后来有人听说中央给教育部、各大学都打了电话，要求做好稳定工作。

　　那是一个个性被淹没的时代，又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头，似乎国家要处理的问题太多了，来不及处理一届大学生的历史遗留问题。写信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而更多的同学则早早看出了于事无补，只有到社会的广阔天地里才能证明自己。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一年，历史的列车在高速地奔驰，八十年代就要开始了。

　　11月底，考试结束了，全班同学被召集到一个会议室里，指导员杨竟人宣布了每个人的分配去向。在那个带着计划经济时代特点的分配方案中，全班同学一部分属于“社来社去”，入学前从单位选派出来的，要回原单位；一部分是为文化部代培的，要到文化部；其余同学则要根据各省要人情况进行分配。

　　毕业前一晚，班上举行了盛大的舞会。晚上十点，舞会结束，很多人回到宿舍，继续喝酒，话别。同学三年，难分难解。这一夜，很多人都没有睡好。很多人归心似箭，想到了校园外面广阔的天地。

　　庄昌泰要回自行车四厂，姚国雄要回图书馆。曹顺庆考取了四川大学的研究生，他即将在那里开始后来辉煌的学术生涯。戴伟本来要回陕西，那里有他联系好的西安电影制片厂，最后在学校的挽留下，他留在了复旦，继续着他排戏、组织讲座的生活。

　　四年没回西藏的丹巴也走了，和他的18个老乡一起，那个可怜的跳楼老乡永远留在了上海。在火车上，看着那个叫上海的城市一点一点后退，丹巴突然觉得有点舍不得。来上海之前，他觉得自己很傻，而经过几年的学习，感觉自己就像换了一个人。他回到西藏师范学院继续教书，并很快成为当地有名的青年教师。

　　山西来的老姜也要走了。在一个下着小雨，让人伤感的日子，他去跟贾植芳先生告别。两年前的冬天，他有幸认识了这位渊博、正直，为追求真理不惜付出沉重代价的长者。那年，老姜一有空就泡在系资料室里。中文系的那幢老楼，地板踩上去，咯吱咯吱作响，系资料室外面是阅览室，里面是图书，一排排书架，光线昏暗。冬天的一天，老姜一进资料室的门，就看到一个矮小精瘦的老人在替人找书，说话声音很高，一口汾阳腔。老姜一听就自报家门，说自己也是山西人。后来才知道，老先生就是贾植芳，刚从复旦印刷厂“解放”(摘掉反革命帽子)，回到中文系资料室管理图书。

　　贾植芳先生很喜欢这个学习刻苦的小老乡，两年来，经常让他到家里玩，指点他做人的道理，做学问的方法。7611班快毕业了，老先生又让他考自己的研究生，老姜说自己的外语不好。30年后，老姜还记得老先生当时急切的神情：你考吧，你先考吧。那时，老先生还没有摘掉“胡风分子”的帽子，但已有了彻底平反的兆头。老姜却终于没有考研究生。他分到了山西日报社，后来成为一名好记者，1983年，他凭《一曲反弹琵琶，奏出林茂粮丰》，获得山西第一个“全国好新闻奖”。

　　告别的那一天，老姜从贾家出来，老先生让外甥女打着伞，一直把他送到汽车站。那是一段很长很长的路，冷雨飘飞着，身后熟悉的教工宿舍、远处的复旦校园，似乎都有些模糊了，老姜心里忽然生出无限的留恋，有着淡淡的惆怅，但随即心里又涌起一种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渴望。

　　这是1980年的1月。报纸上说：在伟大的80年代里，我们必将迎来一个工业大放异彩的春天，农业硕果累累的春天，科学百家争鸣的春天，文艺百花齐放的春天。这一年，车轮滚滚，7611班的同学们被一列时代的火车拉向了四面八方，那个以工农兵学员为代表上大学的特殊时期一去不返，一个不再以政治为先导原则的教育模式在他们身后打开，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则向他们迎面撞来。

　　很多年后，班上的一位同学回忆毕业时的心情时，想起了后来的一首歌：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那时的山噢，那时的水，那时祖国一定很美，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

(责任编辑：梅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