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各自的路
2005年9月22日这一天,人民日报记者古亦忠带着送给同学的石玩和酒,坐上了柳州开往上海的火车。 他还是老样子,脸宽宽的,头发卷卷的,岁月似乎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
“工农兵学员”的身份曾让他郁闷。毕业后,他回到柳州群众艺术馆做文学编辑,很想沉下心来从事文学创作。有一阵子,他想考研,一举摘掉“工农兵学员”这顶帽子。后来,他冷静想了一下:我是问心无愧啊,推荐上大学,第一是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信任我,我也没有走后门;我能上大学,是因为存在那样一个政策环境啊。第二,那是一段历史,我也用不着回避,也无法回避,一个连历史都不能正视的人,又会有谁看得起呢,又凭什么看得起呢?第三,一个人在世上,最重要的不是大学文凭,只要你能做出成绩就行了。
1984年,广西日报在柳州招一个记者,当时竞争的人很多,古亦忠是唯一的工农兵学员,但最后就是他被选中了。这让古亦忠非常感动,他觉得:只要你努力工作,别人就会接纳你。
在广西日报,古亦忠干活从来不谈条件,从不讨价还价。1986年4月,他结婚的前几天,还在中越边境采访,结婚后,在家里呆了几天就又走了。在中越边境,他白天采访,晚上在战壕里,打着手电筒采写稿子,旁边跟着保护他的部队战士……
1997年,他调入人民日报华南分社。2001年7月30日,他从柳州驱车直奔南丹,临走时,他跟几个朋友托孤:万一我出了事情,关心一下我的孩子——那时,他的孩子不到14岁(他儿子今年考取了复旦大学,父子成为校友)。他与人民日报几位记者一起参与了震惊全国的南丹矿难的报道,及时把南丹矿难的真相报告给党中央国务院,揭开了南丹矿难黑暗的一幕。当时,古亦忠是人民日报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记者,一夜之间成了“名记”。
回首往事,古亦忠非常感慨:事实上,无论在柳州市群众艺术馆,还是在广西日报,以及现在的人民日报华南分社,报社一直都非常赞赏他,作为骨干来使用,同事羡慕地说:“复旦毕业的”,而且每次工作调动,原来的单位都极力挽留,。
像古亦忠一样,当年“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来哪去”的分配方针,曾让一些同学别无选择,只能回到原来的文化馆、工厂,而曾经的工作环境和渴望的用武之地,又总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偏差。他们中一些人不甘沉沦,不断在社会上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也改变着世人对于“工农兵学员”的看法。
2005年9月22日这一天,庄昌泰还在民进上海市委宣传部处理着日常事务。毕业后,他怀着 “我能上大学,确实是党和人民给的”感恩之心,又回到自行车四厂,在厂工会搞宣传等工作,一干5年,却发现在工厂里似乎只需要技术攻关,不需要唐诗宋词。他决定要出来。这时厂里新造的住宅楼已经封顶了,他的工龄已满18年了。庄昌泰还是决定要走。
1985年9月的一天,庄昌泰在《新民晚报》看到一则招聘广告,不禁眼睛一亮:呵,八个党派市委机关联合招聘!嘿,民进市委!当年,社会招聘还是个新事物,庄昌泰却从这个饱受争议的字眼里,看到了机会。1986年,他来到民进上海市委上班。
与古亦忠、庄昌泰们不停地寻找人生位置不同的是,那些当初分配到合适岗位的同学,则牢牢抓住了机遇,在那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潮里,发挥着自己的知识优势。
2005年9月22日这一天,南通江海晚报总编辑范计春还在报社值班。1980年,范计春分到了文化部党校,在理论教研室搞文艺理论。当时的党校校长王乔是中共党史、军事党史的权威,副校长方诗是当时中国的四大军事记者之一,都对他非常赏识。
范计春那时胆子大,很快就编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当前文艺理论和美术理论的争鸣现状》,梳理了拨乱反正时期美学理论及流派争论的问题。在一个暑期研讨会上,他和余秋雨等人决定编一套艺术理论丛书,首先从艺术特征论开始,然后是流派论,风格论等。作为整套书的总筹划,范计春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工作。
1982年,40万字的《艺术特征论》正式出版,该书第一次系统全面地将雕塑、绘画、戏剧各门类的艺术特点,进行了点评似的串连,对于“文革”后人们重新认识艺术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快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正当范计春踌躇满志,准备操作这套丛书的其余四本时,一件偶然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老家南通,他刚出生的孩子被查出患有重病。在爱人调京未果之后,范计春决定回南通。尽管文化部党校校长一再挽留,1982年底,他还是回到南通,进了南通日报社工作,后来参与江海晚报社创刊,从记者一直干到总编辑……
乐莫乐兮旧同窗
2005年9月23日,上海航天宾馆从上午起就热闹起来。一个又一个的同学先后赶来,老同学相见,似乎有片刻的陌生,但随即叫出他(她)的名字。“名字叫得出来吧?”“猜猜我是谁?”房间里不时爆发出一阵笑声。这是1980年毕业以来,7611班的第一次大规模聚会。
复旦复旦兮,廿年已逝。上海同学姚国雄、陈晓东在大厅里接待各路同学。大家握手,寒暄,读书的日子好像还在昨天。喜欢摄影的姚国雄,后来从黄浦区图书馆调至华东政法学院,负责起了电教工作,拍过电视剧、记录片。陈晓东毕业分配到了复旦分校中文系当老师,一直到1988年,她想换一种生活。因为父亲解放前就是地下党、老报人,她非常喜欢报纸这个行当,就调到一家报社做国际副刊的编辑。1990年她出了国,1991年8月回国,就到了一家大学出版社工作。
古亦忠带着他的石玩和酒来了。戴伟也来了。戴伟不做话剧已经很多年。毕业留校以后,他在复旦宣传部负责话剧团、广播台工作。1995年,他去了美国,到索罗门文化公司去做访问学者,后来去了好莱坞帝国娱乐公司,做华语片的编导工作。2001年底,他回国加盟一家文化公司,如今在长城脚下筹建亚洲最大的蜡像馆。
“老干部”举手投足还是和当年一样,他成了南方某省直属工委的领导,可谓实至名归。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任向阳,如今成了上海松江区的副区长,因为出国考察没能赶来聚会。
指导员杨竟人老师也来了,陈尚君也来了,带着一车的校庆礼品。
这一天,上海航天局宣传部部长承经中,作为东道主,安排同学们参观了航天科技展览。与当年相比,他头发少多了,同学都说他为航天事业费尽心血。过去的岁月里,他作为上海航天局火箭卫星等型号实验队负责思想保障工作的人员,多次带队奔赴西昌、太原、酒泉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了近几十年来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参与了“神五”、“神六”等飞船发射的宣传报道工作。
当天晚上,宴开五桌。那一晚,在范计春的印象里,大伙一开始似乎有些拘谨。似乎25年生活的重量,在一瞬间压在了饭桌上。环顾四周,有的白了发,有的秃了头,岁月无情,毕业时还是风华正茂,再回首已是中年之身。
而随着酒杯的举起,拘谨很快被打破,“老干部”还是老干部,“阿泰”还是阿泰,同学之间的原始本色很快展现出来。范计春似乎永远是聚会的活跃人物,脱口秀层出不穷。平时不喝酒的戴伟,看到每一个老师、同学时都很激动,酒过三巡就把自己喝醉了。
那一晚,同学之间没有了大小、高低,没有了局长、书记与职员、商人的身份差别,只有友情!只有思念,只有对往事的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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