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旦复旦兮，东方奇葩，桃李芬芳，香飘天下。”2005年9月24日，复旦百岁。这一天，校园里到处是鲜花彩旗，欢声笑语，到处是身着校名衫的校友重温旧时足迹。
7611班的三十几个同学走在校园里，复旦的角角落落似乎都在诉说着当年。又见老图书馆、相辉堂，时过境迁，那些楼都显得老了；又见四号楼，楼道里堆着杂物，旁边是新盖的三星级卿云楼，愈显其荒凉。
这一天，在相机此起彼伏的“咔嚓”声里，7611班的同学人人活在记忆里，又活在欢乐的现实中。 25年过去了，“工农兵学员”这个词似乎在世间消失了很久，它当初加之于同学身上的痕迹，随着时代的大潮不断冲刷，也似乎已荡然无存。
这一班的同学，也像任何一群从一个宏大符号下解放出来的个体一样，仅仅作为鲜活的个体，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以自身的道德、能力证明着自己。其中有辉煌，有洒脱，也有艰辛。而在若有若无之间，“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还是在一些人的心里，留下了不能承受之重，依然有人困扰于“工农兵学员”的心结，在时代的浪潮里起起伏伏，或自甘隐匿，或自甘随俗。
这一天，班上一位没有赴会的南方同学，看着报上复旦校庆的消息，心潮起伏起来：谈起复旦，我有一种很激动的感觉。但我们这些人，这些年是尽量把自己藏起来，工农兵大学生这个帽子，到现在还在心里留下阴影，时不时刺激你一下。当年选拔干部，很多地方都有限制使用的规定，很多人对我说，搞个研究生学历也不难，交点钱就行了。我说算了吧。现在我们年纪大了，就拼命想在人生价值上实现一些，其他很多事情就认命了。
这一天，北方某省也有一位同学因为会务缠身，无奈退掉了飞往上海的机票。多年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也让他感触颇多。
1980年，他毕业后去了省城一家党报，做了两年编辑、两年记者。这一年，某地级市一位领导看中了他，要调他去当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报社不想放他走，两个副总找他谈话：你不想做记者可以做编辑，报社对你不薄，而且发展势头很好，希望你能留下工作。
但宣传部副部长的诱惑实在太大，26岁就给你个处级干部，到了那样的岗位上，可能对社会对国家做出的贡献更大。那一年，他这样想。
由于报社迟迟不放人，半年后他的档案才到那个地级市。不料当时机构改革刚刚结束，该市职位全部安排完了，他被安排到临近的地区做对台办副主任。这是1984年。
在对台办这个岗位上，他负责对外宣传工作，呆了整整八年。这期间，他连续几年受省委宣传部、省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表彰，立过三等功，出过《扇子史话》、《东方瑰宝——悬空寺》两本书。一直到1992年，他调任行署副秘书长，分管科教文卫工作。1997年，他从副秘书长岗位，到了下属县做正处级的副书记。1998年，他反省自己走过的路：这么多年，自己兢兢业业，辛辛苦苦，有基层工作经验，也有机关工作经验，立功、受奖的证书一大摞，为什么升迁这么难？
那一年，他想到了自己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这个身份让他产生了原罪感：以往职务升迁的时候，领导一听是复旦毕业的，非常感兴趣，但一听是工农兵学员，就打了折扣。他想到了考研究生，来脱掉那层皮，就参加了中科院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班。当时，市里参加“脱皮”班的人很多，包括当地的市委副书记、县委书记等。
2002年，他回到市里的一个局做局长。到现在快50岁了，也还是个处级干部，他感慨命运的安排，但心态又很平和：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回顾多年的路，他想：工农兵学员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这些人是无罪的。他们本来应该发展得更好，也可以发展得更好。
先行者和终结者
25年过去了，世间大浪淘沙，百舸争流，世人关于“工农兵学员”话题的感慨，似乎一直是若隐若现。
也许诚如那位当年的同学所言，这一代人本来可以发展得更好。他们先是在十年浩劫中错过了最好的读书机会，又在拨乱反正之后错过了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虽然和“批林批孔”时代的工农兵学员不同，他们在校时经过了较为正规的学习，毕业后却被一视同仁，背上了历史造成的不大不小的包袱。
他们做出的成绩很少被提及，他们存在的意义总是被忽略，他们的“大普”学历一再被放大，他们曾经被有意无意地和“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张铁生式人物画上等号。
而历史是不该忘记的，工农兵学员做出的成绩同样不容抹杀。在那个改革开放的20世纪八十年代，各项事业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之时，“文革”前“十七年”培养的老大学生已远远不敷需要，而“文革”后的新大学生还需要在实践中磨炼，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和先后毕业的百万工农兵大学生，在科研生产等岗位的第一线，顽强地胜任了自己的岗位。光荣的八十年代同样属于他们。
历史，永远是一笔财富，不管是令人心酸的还是带来荣耀的，而要得到这笔财富，其前提之一就是正视它。劫难需要记住，生活则需要感恩。对于一个时代来说是这样，对于具体的个人同样如此。
“唯文凭论”和“唯血统论”，注定要被时代的潮流涤荡，“工农兵学员”的心理阴影也终归要烟消云散，一个个当初或宏大或渺小的词语标签，注定要被活在当下的一个个有血有肉，用奋斗来证明自我的个人所取代。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这个社会也正在提供着越来越丰富的价值评判体系。
班上一个张姓女生的人生道路，似乎对此做出了注解：毕业以后，她在北京、美国来回走，朋友圈子里不知道她有没有上过大学，她说，从前写小说，现在写电视剧，做的都是白纸黑字的工作，不需要评什么职称；在国外时，也是自由撰稿，凭手艺挣钱，从不曾意识到自己是“工农兵学员”。这个社会是公平的，一个人该放在什么位置，就会在什么位置。
25年只是一瞬间，7611班的同学如今已是人到中年；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他们的子女已逐渐走上了生活的舞台。在这个价值开放、文化多元的时代，“工农兵学员”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也许只是有如天方夜谭。或许，有一天，他们会问起自己的父母年轻时的事，会问起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是什么意思？这一代人的存在价值何在？
也许，这个问题会让古亦忠回首往事：他们代表一个时代的终结。他们成长在两个时代的交替过程，鲜明地烙印着两个时代的特征。前一个时代的光荣与骄傲，成为后一个时代的自卑与包袱。后一个时代的自卑与包袱，让一部分人隐匿，一部分人自甘随俗，一部分人知不足而后学，在最初的屈辱中奋起，在各自领域里闯出一方天地。
也许，这个问题会让范计春想起30年前，那个百废待兴的早晨：他坐在台阶上念英语，80多岁的中文系主任朱东润先生看到了，非常激动，拿起拐杖往地上一敲，啧啧称赞：好啊，好啊。也许会让他想起老师从前说的话：76级是最幸运的一届，承上启下的一届，从这一届开始，教育制度对以前工农兵学员的做法做了彻底的否定。76级的意义也许就在于，他们是中国恢复“文革”以前教育制度的先行者。
也许，这个问题会让人们感慨：在历史厚重的烟云之下，他们原来是那个拨乱反正的年代里，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先行者和终结者。
（实习生王帅对该稿也有贡献）
鸣谢：复旦大学袁震宇、王继权、杨竟人、骆玉明、陈尚君诸位先生，华东政法学院姚国雄女士、江海晚报社范计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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