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效果需要提高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靠外延、扩大投资而获得。投资占GDP的比例从“六五”到“九五”期间一直在快速提高，2003、2004年虽然采取了调整措施，投资率仍提高至47.3%和51.5.%，由于投资过热而引发了原材料、燃料的紧张，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造成了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

　　另一方面，综合反映经济效益的指标投资效果系数（新增GDP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则在26年中分别下降了48%和49%，平均每年递减2.5%和2.6%。

　　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国有银行主导型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缺乏有效的投资风险约束机制，从而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金融效率始终难以提高。最终使宏观经济的不良后果集中到金融系统，增加了宏观经济风险。

　　依靠低效投资拉动的经济扩张引起了许多伴生问题，如环境保护压力越来越大。“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排放”的粗放式增长模式，使得城乡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城市环境承载力趋于饱和。许多城市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环境容量，23.4%的城市全年水质达标率小于60%，同时还有近2/3的城市供水不足，1/6的城市严重缺水。而在农村，频频被发现的“癌症村”，也要求政府必须加大环保工作力度。

　　公共教育经费投入慢于GDP增长

　　教育事业是实现现代化、振兴国家、进行国际竞争的战略性产业。我国教育事业投入近来显示出一条两头高、中间低的曲线。1970年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1.2%，此后逐步上升到了1995年的2.8%，1995～1997年又降至1.8%，2003年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851亿元，占GDP的3.3%。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经费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教育弹性系数一直低于1%，财政性教育经费按人口平均2003年仅为36美元，只相当于美国90年代1400多美元的2.6%。

　　除总体教育投入占GDP比例较低外，我国教育机会不均也比较严重。据统计，2003年教育部的预算内经费用于农村小学和初中的只占30%左右，中西部地区农村的中小学有危房约4千万平方米，贫困学生2400多万人。

　　专家指出，一个社会不可能做到财富的绝对公平，但是要尽力做到机会的公平，而教育是机会再分配的重要基础之一，贫困人口一旦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就业竞争力就会下降，对经济调整和社会变革的适应性就会更差。因此，教育公平是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基础。

　　公共卫生经费投入低

　　我国公共卫生经费的投入占GDP的比例长期徘徊在0.4%～0.5%之间，且历年呈下降趋势。我国的卫生弹性系数即卫生经费的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比值，从1991年到2004年14年间，只有0.96%，慢于GDP的增长。

　　在卫生医疗总费用的构成中，政府投入的比例由1990年的25.1%降至2003年的17%，个人医疗支出由36%上升到56%。个人医疗费用总支出同期增长了12.8倍，政府投入只增长了5倍。

　　卫生资源也存在分布不均的情况。据卫生部调查统计，医疗卫生资源约有80%集中在城市，其中2/3集中在大医院，2004年每千人口医生数，农村只有0.85人，仅为城市居民的1/3，还有10%的农村没有医疗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和医疗费水平均很低。

　　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滞后，对国民经济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是巨大的。据卫生部测算，目前全国城乡居民因病、损伤和早亡，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8.2%，因病和损伤所消耗的医疗费相当于GDP的6.4%，两者合计就占到了GDP的14.6%。

　　公共卫生经费投入低是造成“看病贵”的主要原因，并降低了城乡居民的卫生服务水平。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显示，目前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农村人口缺少医疗保障。城乡低收入患者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41%，应就诊而未就诊采取自我医疗的比例，城市占47%，农村占31%，贫困地区未就诊未住院比例高达70%～90%。

　　公共卫生经费投入低，还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性。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绩效进行的评估排序，中国居144位，在卫生负担公平性排序中，中国居18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