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扫黄办”原主任汤文君指使出纳李冬将收缴的非法光盘当废品卖掉敛财。李冬从中贪污29万元后，投案自首并检举上司。汤文君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后，广州海珠区法院日前一审判处李冬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执行。汤文君在位时，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收缴非法出版物行动，仅2003年广州就收缴了1000万张光盘，当年广州市获得“全国扫黄打非先进集体”称号。（8月20日《珠江晚报》）“扫黄办”是干什么的？它代表着国家和政府履行扫黄打非的执法职责，被公众誉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守护神”，而身为“扫黄办”的执法者，竟背信弃义，滥用职权，将收缴的“战利品”当“废品”卖掉，继续流向市场为害民众，而这些“废品”的回收款则落进个人腰包。他们这种行为的卑鄙与害人程度，与制黄贩黄者何异？这则奇闻，让我彻底明白“扫黄打非”为何会成为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更重要的是，“扫黄办”打着“扫黄打非”旗号以自肥之类的奇闻，让我们的法律“很受伤”。法律本是具有威慑性的，但是，“扫黄办”却敢反其道而行之大发“黄”财，拿所谓的保护群众的“战利品”来充实自己的腰包，是因为它拥有“扫黄打非”的特权，而我们某些执法机构的特权，往往又是“人治”这块温床培养出来的畸形产物。他们自以为手中握有执法的权力，是神圣的执法者，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漠视法律的存在，再加上他们处于一种无人监督为所欲为的状态，于是各地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执法犯法案件。

　　因此我认为，由于扫黄打非、打假治劣、禁毒等执法过程有暴利的刺激和驱动，我们的目光不能仅仅盯着源头犯罪，它传播或者经手的每一个环节，包括执法过程，都应是有关部门紧紧盯梢的对象。遗憾的是，在现实当中，我们往往只看到对贩黄者的惩处，却很少看到对处于其他环节上的贩黄“帮凶”、“保护伞”以及“扫黄贩黄者”的查处。广州“扫黄办”主任贩黄，也许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何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