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展的最后一天，傅益瑶忙得团团转：出席新书首发仪式和研讨会，为读者签名售书，出席由日本前首相羽田孜率领的文化代表团的演讲等活动。

　　出书，是第一次，一次就出了几本：《我的东瀛岁月》、《我的父亲傅抱石》、《窑火丹青——傅益瑶画瓷》、《佛教东渐图》卷轴。原本，只是聊天时讲故事被上海辞书出版社负责人听了进去，约她写出来，下笔后却发现要说的太多，于是拆为两本，加上画册，成了“系列”。

　　不说父亲：有关父亲画作的真假，她闭口不谈

　　采访她，几乎每个记者都要问：“你怎么看你父亲画作的价格？你能辨别出父亲画作的真假吗？”

　　10天前的一场艺术品拍卖会上，傅抱石的一幅《雨花台颂》以4620万元成交，创下近现代画家单幅中国画最高拍卖纪录，随后，即被傅抱石之子指为“偷卖之作”，要求追究。

　　或许私底下还会有人猜测，她在此时的出书，是借着父亲画作的新闻做“由头”来炒作吧？其实出书与参加书展的日程，都是早已计划确定了的。她的《我的父亲傅抱石》，也是傅家后人撰写的第一本傅抱石传记。

　　对于父亲画作的真伪，傅益瑶早给自己下了“封口令”：“假画实在太多，要看出并不难，但收藏市场过于功利，忙着炒作，对于画本身的艺术感受反而成了最不重要的事情。多谈既无聊又麻烦。”

　　人生挣扎：从“山水逼似乃翁”到留下“自己的痕迹”

　　当年的傅益瑶，曾用了很大力气来摆脱父亲对自己的艺术和人生的影响。

　　她是傅家三女儿，从小是在父亲画室里玩大的，耳濡目染尽是艺术作品，别人难得见到的水墨大师艺术创作状态、气息她十分熟悉，但少年时代的理想偏与绘画无关。直到18岁父亲去世之后，她在农村插队落户、精神苦闷又思念父亲的日子里，才开始拿起画笔临摹傅抱石的作品，一出手就有父亲的墨致气韵，被郭沫若、吴作人等称赞非常有灵气，“山水逼似乃翁”。

　　1979年，经邓小平亲自批准，傅益瑶作为当时唯一公派学习艺术的留学生留学日本，考入父亲傅抱石在上世纪30年代留学的东京武藏野美术大学，师从盐出英雄、青山杉雨等名家，之后更进入东京艺术大学，受业于日本文化泰斗平山郁夫。从中国到日本，师长同辈都视她为“傅抱石的女儿”，她则为了作品中有太多“父亲的痕迹”而苦恼，“挣扎了很久”，才开始走出自己的艺术道路。

　　偶然的机会，她开始为日本一些寺院绘制用中国宣纸和水墨画的障壁画，《比睿山延历寺图》、《天台山国清寺图》、《祖道传东图》……斗室之中，一幅幅形制巨大的水墨绘画让她激情酣畅，而越来越多悬挂在著名寺庙内的障壁画，让她获得了日本艺术界和社会的认可。1990年，她获得了河北伦明先生主持的“伦雅美术赏”——一个很多日本画家终生追求的奖项。

　　也说父亲：师其心，不师其迹

　　父亲傅抱石留下的痕迹，还在。未必是笔墨技法，也未必是题材构图。更多，是精神上的衣钵传承。这几年，傅益瑶越来越多在不经意间说起父亲。

　　本来只想写“我的东瀛岁月”，因为回忆中父亲的痕迹太多，干脆分开，于是有了《我的父亲傅抱石》的意外成书。她在书中生动地讲述着傅抱石生活、创作中的细节，那些不为外人所知的轶闻趣事，以及傅抱石传授给子女们的对中国画的独到见解。对傅抱石的整个艺术创作历程，傅益瑶有非常明晰、独到的认识与理解，是极力拉开距离，作为一位艺术家来评点分析的——当然，依然怀着作为女儿的深挚情感。

　　傅家几位子女后来都走上艺术道路。但在当年，他们的父亲从未逼迫或训练他们学画或做什么。傅益瑶读大学，父亲坚持让她入中文系，学古典文学，因为不论将来做什么，都要有扎实的文史知识来垫底。不学文，便画不了文人画，画水墨更易成画匠——这样的“美术教育”，恐怕是今天许多父母都已忽视的。

　　因为父亲生前不止一次说过“卖画和画画不同路。要卖画，就不能画能够留存下来的有价值的画”，于是，即使在艰难境遇中她也坚持不与画商来往，追求文化贡献，后来更以弘扬中国水墨画、致力中日文化交流为业。这样的坚持和勤勉努力也获得了日本各界人士的认可，为她的新书首发和为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而来的日本众议院议员、前首相羽田孜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