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后的配套科研

　　作为起草渤海计划的技术组成员之一，邹景忠认为该计划还面临以下问题：“这个计划主要是控制污染源，但没有人去了解各企业的排污量有多少？海洋能承受多少？这个科研工作没做，就等于没有标准，目标也不明确。”

　　一名参与计划评审的海洋专家告诉记者：“我们在北京开了两次评审会，我看没起什么作用，因为是走过场。我很不满意，那么好的机会，把这些专业人员凑在一块了，没有给我们足够的时间看文件、讨论问题，而是很快就通过了这个计划，完了发给我们评审费……虽然拿了钱，但我对工作不满意。”

　　早在1999年3月31日，朱基、吴邦国、温家宝先后批示同意将渤海纳入全国环保工作的重点时，特别强调指出：“把渤海计划与全国计划联系起来，同时要在认识上提高，不是制订规划、提出口号就万事大吉，而是要把扎扎实实的工作跟上去。”

　　虽然中国1972年就提出了海洋环境保护（当时，出口检验部门发现，渤海的海产品里含有毒物），但是对近岸海域污染的真正重视，特别是提出渤海等“重点海域”的治理概念，是从19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渤海计划第七章《实施碧海行动的技术支持》中，开宗明义地说：“我国涉海环境科学研究滞后于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沿海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造成海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就在这份计划中，在总共555亿元的投资估算中，用于“管理及技术支持”（不光是科技研究）的资金只占1.1%；而在这1.1%的投资估算中，除了三省一市及海军、海运两部门之外的“其他部门”（包括海洋环境科学水平最高的国家级科研部门）只能分到手5%。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教授邹景忠说：“1979到1982年，我参加国家环保局搞的一个‘渤黄海污染防治计划’。这个计划很大，国家投资很多，但是弄到的钱都没到我们科研单位，而是到地方政府那里搞经济去了。我们这些干活的人，只有中科院给了一点钱。”

　　历史常常是惊人地相似。渤海计划启动后，中科院海洋所成为“副组长单位”，下面还有若干个“干将”，但却仍然“一分钱也没拿到”。邹景忠深为感慨地说：“有限的钱，落不到有能力做研究工作的单位手里；有些条件差、没有科研基础的单位反而能拿到钱，你说怎么办？”

　　科研部门“画地为牢”，以及科研单位与从事实际工作的部门相互脱节，也对海洋污染治理工作形成了阻碍。据邹景忠介绍，从1974年开始，渤海每隔两三年就有一次大规模的海洋污染调查，形成很多报告。“但是，这些报告大多是内部资料，数据没有共享——哪个部门搞的，自己都封锁起来。”

　　邹认为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欧洲、日本的国家海域调查数据，我们都可以从网上看到，我们自己国家的却看不到！关键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到底是国家环保总局来管，还是国家海洋局来管？中国很多项目都是这样，各自站在不同的利益上，什么事都做不好。”

　　上述提到的矛盾的监测结果，固然反映了双方立场、观点的不同，但双方所用的监测网络竟然也是不同的。

　　有关报道称：“《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海洋环境监测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并向国家环保部门提供数据。但因海洋部门一直未向环保部门提供相关数据，国家环保总局建了自己的海洋监测站点。目前我国拥有两套海洋环境监测网络，而建设一个站点至少需要投资200万元，再加上每年四五十万元的运行费用，两套监测网络的重复建设造成巨大浪费，而且双方的公报还存在监测数据不统一的现象……”

　　根据最新的消息，近海海洋生态研究科研滞后的现状在未来两年内有可能取得进展。

　　今年7月，国家海洋局主导的我国首次近海水体环境大调查启动。作为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项目”中最为基础的组成部分，它是我国水体调查史上作业规模最大、学科最齐全、设备最先进的一次基础性调查。涉及海域范围面积达102万平方公里，自北向南分成9个大区块在全国准同步进行，并计划在两年内完成。

　　本刊记者 石 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