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爱文:如果我的急救知识再多一点 或许她就有一丝希望
主持人:这个事件之后,曹爱文组织了四期讲述急救的知识培训,如果再出类似的事情还会这样做吗?
曹爱文:其实当时的情况,当天晚上我们的石小兵总监给我打电话,特别有必要组织这个培训班,普及急救知识,无论是我们的记者也好,还是有热心肠的热心观众也好,他们肯定是不了解有哪些地方可以学习知识,我们作为一个地面的强势媒体频道必须站出来付应有的社会责任,可能举办四期时间比较短,但是能起到带头作用、呼吁作用,通过红十字会跟一些医院联系进行急救知识的培训。
主持人:作为媒体来说是我们的责任。
曹爱文:我们频道在省内还是一个强势的地面媒体频道,社会责任感比较强,我们的口号就是“岁月久远,关爱不变”这句口号看起来很遥远,但是正是由于有这个口号,所以说我们才可以坚持,才能在行动上体现到点点滴滴的方面。
主持人:你也提到关于你自己很着急,因为这个月的任务量没有完成,你现在感觉适应被媒体追捧,被媒体跟踪的这种生活吗?
曹爱文:刚开始不适应,非常不适应,起初是你采访别人,别人采访你,心理的位置转变不过来,刚开始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对这个事情很关注,觉得救人是应该的,就像我之前说的救人是应该的,不救才是新闻,大家怎么对这件事情这么关注。我当时还在想,是不是因为你是一个记者,或者你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
主持人:但现在知道了到底为什么。
曹爱文:说实话,我参加了很多座谈会跟一些老师交流,后来慢慢发现,其实这种关注不管是网上对我的贬低也好斥责也好,赞扬也好,他们赞扬我是赞扬我一种见义勇为,他们批评我把美好的心愿完成,把人救活,这种关注只能证明人的内心对真善美的呼唤,下次这样的事情站出来的人会更多。
网友:有人从现在对你的非议看到社会诚信的缺失,当时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站出来了?
曹爱文:这个情况挺复杂的,有不会急救知识的,有想得太多的,好像中国人的习惯和传统就是这样,怕被别人关注,如果站出来别人就会关注你,我做得好不好,做得对不对,甚至包括孩子的父母会不会埋怨你,我没救过来,说句不好听的会不会讹上咱?想得太多,顾及面子不会站出来,这是中国人的理念,这种多一点。他们内心特别想帮助人,人心本善,特别喜欢帮助人,所以最后真正站出来没有几个。
主持人:死者的家属当时反应怎么样?有没有过来谢你?
曹爱文:他们事后给我写信了,特别朴素的农民,写信的时候都没有写邮编。
主持人:信的内容能给我们简单讲述一下吗?
曹爱文:写了两三页信纸,好像是让人代笔的,大概这个事情一直没有顾上拜访谢我,特别感动。当时要是没有我的话,或许连那一丝希望都没有了,虽然说最终希望是破灭了,但是起码给了他们一丝希望,让人在那种情况下心里有点暖暖的,起码不是没人救。那种情况下,你不站出来的话,得到都不站出来的话,冷冰冰的话,让家长会感到更寒心。
主持人:最重要的是要有人站出来,要有人感到社会上的温暖。
曹爱文:我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我一直特别敏感。有网友对我说,救人姿势不对等等,当然还要竭尽全力把人救出来,如果我的急救知识掌握得再多一点,再系统一点,或者当时反应再机敏一点,不耽误过多的时间,或许她就有一丝希望,我觉得非常遗憾。
白润岱:扶贫和救命哪个危急
主持人:作为你自己来说并不能苛求自己,既然站出来了,你就是最美的。白老师,业内有人说你是越位,将来怎么样去报道郭姓嫌疑犯的后续报道,你能保持客观中立吗?
白润岱:能,首先我是指挥报道者,并非报道的直接采访者。另外,做新闻人有的时候要把新闻和人分开,如果新闻和人的个人感情色彩融合到一起的时候就会使报道失真,不客观。这就需要我们在做新闻的时候把自己完全恢复到记者的本位,恪守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做完整的新闻人是不会把报道做偏的。
主持人:整个舆论的导向都放在您身上,说您捐钱的表现非常出色,现在有没有相关新闻做出一些后续的反馈?
白润岱:我后来只是听说,在我捐款之后郑州市公安局有个领导自己掏腰包,又为郭保尚捐了一千块钱,不留名走了。其它的倒没有听说什么。
主持人:也有不少网友说,您救助一个杀人嫌疑犯,而且这个嫌疑犯很可能会判死刑,质疑您为什么不去捐助希望工程,医院那么多人不去救助,偏偏救助一个可能会死的人,是不是社会资源的浪费?
白润岱:首先我要对三个词的概念纠正一下。杀人嫌犯在没有被法律裁判并执行死刑之前和其他公民一样是有人权的,他的生命健康权不但不容剥夺,而且理应受到尊重。另外,希望工程是扶贫,而救助杀人嫌犯是救命,我不用说扶贫和救命哪个危急,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办。在成语里面救死扶伤是一个词,但是分开来讲,救死和扶伤是两个不同概念的词语。其他病人的救治跟郭保尚不是一个概念,那些病人是扶伤的问题,而郭保尚的则是救死的问题,其他病人可能有危急情况,但这种危急情况与郭保尚的情况还不一样,杀人嫌犯郭保尚面临的是孤立无援,没人理他。而其他病人却还有家人救助他。
郭保尚之所以孤立无援,是因为他杀死了人。在很多人的思想里,坏人就该死,好人就应该得到好报,这是因果报应的正义观的存在和延续,实际这种正义观是应该矫正的。嫌犯的死应该由法律去裁判,不应该用道德去裁判,道德是约束人的行为向善发展的,而不是用来杀人的。法治社会更应该体现法律的威严,体现出的也应该是法律上的正义。郭保尚事件暴露出的是政策和制度的弊端,既然他有受救助的权利,那么道德义务上的救助就不该对他歧视。同时,政府出台一个政策需要很长时间,而生命留给郭保尚的时间却是极为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新闻人也好,作为公民也好,我认为人人都有道德义务把政策或制度弊端的影响消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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