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记者也要牢牢记住你是新闻人

　　主持人：当时你们领导说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做名人，一个月的时间过了，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曹爱文：我想尽快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本来就是一个记者，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有点像明星，但是记者是我的职业，而明星离自己太远了，是一种非正常状态，我还得靠我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来挣钱养活我自己，而不是靠名声。给予我那么多荣誉是对这种美德的肯定，或许跟我个人本身也没有太大关系，最主要的是我觉得这些荣誉对我一个小女孩来说有些重，而且有这些光环只会有更多的压力。

　　主持人：怎么化解这些压力？

　　曹爱文：用句熟一点的话说，就是应该把压力转化为动力好好工作，我不想让自己过得那么累，凡事问心无愧。

　　主持人：白老师已经从业有十个年头，出名的机会也很多，您怎么看待所谓的明星记者？

　　白润岱：明星记者这一说我不赞成，做记者不要去当明星，做记者就应踏踏实实地工作，不要把自己当成一回事，同时又不能不把自己当成一回事，即做报道的时候才把自己当回事，牢牢记住你是新闻人，是做新闻的人。

　　主持人：您的印象当中新闻和新闻人是怎样的一个关系？

　　白润岱：新闻人首先是一个合格的人，是一个合格的新闻操作者。是受人的道德和新闻职业道德双重规范下的公民。也就是说，新闻人应该是人和新闻的完美结合。

　　主持人：我个人感觉随着您救助杀人嫌疑犯的事迹被报道，加入了很多批判的跟踪报道，你感觉像不像现在这个环境下，记者更容易出名？

　　白润岱：记者应凭他报道的积极影响出名，不应该借助某种个人行为去出名，我也不赞成炒某一记者的行为。记者平时不能把自己当回事，如果天天把自己当回事，生活在那种虚无的光环里面，那么这个记者肯定是傻瓜。读者看中的是某个记者的作品给社会带来多大的积极影响，而不是说我做的某件事怎么怎么着，因为这是记者该做的份内的事情。

　　主持人：两位记者都是因为救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我们的网友当中引起热烈的讨论，两位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换作曹爱文是我们的白记者，你会选择救助杀人嫌犯吗？

　　曹爱文：我肯定会有矛盾，我也看到有网友的说法对我震撼很大，如果救助了这个生命，是不是对已逝那些人的生命的一种蔑视呢？但是，思考过后，我意识到这些人已经不在了，对我们一个社会人来说，应该尊重他的生命，如果不救的话跟我那种情况一样，等于是见死不救。举一个极端点儿的例子，即使他是囚犯，我们就不尊重他了，那不跟美国的虐囚事件一样吗？囚犯也有人权。

　　主持人：他自己去自残，这个行为他自己不要负责么？

　　曹爱文：是要他自己负责，但是轮不到我们去抉择他的生命。我们不知道他是一个杀人嫌犯那不也救了吗？而且人人都知道应该救，或许他要真的杀人人家根本不知道，如果是国外逃过来的嫌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不救了吗？我们没有权利去抉择别人的生和死，应该由法律抉择。而作为一个人来说，对于生命的尊重这是很必要的，也很必须的。你尊重他了，别人才会尊重你。

　　主持人：人人爱我，我爱人人。

　　曹爱文：通过我本人的事情被关注，我也发现平时我们说得多的话，那是大的，而我们每个人做的小事都是朝着这个方向的，都是一些点。那些大道理，社会伦理道德，特别是我，要向他靠近，向他学习。我以前觉得这些很可笑，通过这次事，我真的发现大家根本不是说想学习某个人或者某件事，任何时代、任何时间、任何社会都不会磨灭对那种真善美的呼唤，这是一个主流，大家内心的渴望。这有什么错啊？现在给我的感觉，有些呼吁的口号该喊就得喊，喊了年轻人才会有方向，才会有座标，有些教育必不可少。

　　主持人：白老师怎么看？

　　白润岱：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机会遇到这种落水救人的事情，如果我要遇到了，我估计我做不到曹爱文那样，曹爱文的行为体现的是人性的本真。

　　主持人：为什么？

　　白润岱：我连自己自救都不懂，她给我的启示是我要学一些自救知识，和营救别人的知识，记者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当时，我要是她的话，我可能不敢上去，因为什么也不懂，我害怕耽误了人家的营救时间，而且容易把人弄死。我救郭宝尚和曹爱文救人没有可比性，因为曹爱文当时来不及想那么多。而我是在职业良心、做人的良心以及职业“惯性”的共同支配下才作出这种行为的。

　　主持人：其实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向善的想法。

　　白润岱：是的，遇到救死扶伤事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种救援的冲动，但就是因为受某种想法束缚，所以才不敢去做。曹爱文这个事情给我的感受是她很朴实，她的行为实实在在的体现了人伦善道。

　　主持人：有一种说法，新闻人是整个社会的良心，通过两位记者看到记者本身对于社会的责任感。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自己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

　　曹爱文：我是新闻战线的新人，自己做新闻才半年时间，刚开始做的时候我觉得很辛苦很累，压力很大，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非常残忍残酷。但是它让一个大学生迅速融入到社会很好的职业，很磨炼人，很锻炼人的意志。

　　在报道中遇到很多事情，你帮不到他，你帮不了他，你报道的新闻或许也帮不了他，让人感到很无助，作为一个记者的无助。我更受不了的是，我去采访车祸这些，几死几伤，我拍了一次车祸连着一个星期做恶梦。我父母还是在医院工作，我是在急诊室门口长大的，就这样我还害怕。因为死的人什么样都有，好恐怖啊。

　　主持人：会不会害怕自己有一天，明明知道这个事情解决不了，自己就会放下，因为这个事情反正也解决不了。会不会将来出现这种情况？

　　曹爱文：不是说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确切地说有些时候你控制不了这个事情。作为记者来说，尽量去帮他，但是个人的力量一个记者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

　　白润岱：新闻报道有时候要将社会责任放在首位，新闻报道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矛盾，推进社会进步。针对某一类事情而言，如果社会上没有矛盾就不会有新闻发生了，也不需要做报道了。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一个小孩遭遇车祸了，只有一个新闻记者看见了，如果这个记者不去救他，他就会死掉，那么，这个记者就不能首先拍一个镜头回去报道呼吁别人去救他，如果那样做，就是职业道德的缺失。作为记者首先应该把孩子送到医院，孩子得救了再去报道新闻也不迟。

　　新闻的任务本身就肩负着化解社会矛盾的，推进社会事务向善发展的使命，记者救人本身没有越位不越位的界限。新闻越位是说报道内容不客观、不公正，偏袒某一方，以及对某一事物造成消极影响等等。

　　主持人：在你们长达十年的报道中有没有感到特别无助，或者有问题但是解决不了的事情？

　　白润岱：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遇到了不少，但因为受种种条件限制，我们谁也不能怪罪，我认为越是暴露出问题的矛盾点，就越说明社会在进步。一旦发现了难以解决的矛盾点，我往往就会把这个矛盾点报道出来，比如，法律空白，政策盲点等等，寻求解决办法。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制度的完善，问题总有一天能得以解决。

　　主持人：即使我们不能解决问题，但是要把这个问题报道出来，让它有解决的可能。

　　白润岱：是的，只有报道出来，才能征集到各方的观点最后使问题得以解决。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就提出了公共新闻的理念，公共新闻又叫公民新闻，也就是说按照这个新闻理念，新闻报道要与媒介活动相结合，报道者首先要参与社会各种公共事务，成为某一活动的组织者，带头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并最终促使问题得以解决。虽然我们的新闻跟美国的新闻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借鉴他们的新闻操作方法。

　　主持人：现在大家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访谈也将要结束，希望两位记者把这段时间“出名”的感受跟我们讲一下，用一句话总结一下。

　　白润岱：网上的一些评论，对赞扬我的，我也没什么可得意的；对反对我的，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我觉得没什么，但是如果让我回归到新闻人这个概念上来说，我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那种相信因果报应的、原始的正义观是需要矫正的，但这些东西往往是需要新闻来完成的。

　　主持人：您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了，曹记者呢？

　　曹爱文：网上刚开始大家对我的质疑后来都不攻自破了，我也没什么舆论上的压力。照片也不是我们自己拍的，后来人家说明了。这段时间给我最多的感受是原来大家那么渴望好人在那个时候站出来，随着社会发展的越来越迅速，这种渴望越来越强烈。要做好工作，但是我不会在这个社会上迷失我自己。

　　主持人：感谢两位记者，新闻记者是我们社会的良心，通过这两位记者今天来搜狐聊天室交流，我们看到了新闻人对于生命对于人性的尊重。做新闻就像白记者说的那样，更重要的是做人，希望二位的新闻事业和所在的新闻媒体能够蒸蒸日上，成为我们新闻界的楷模。新闻人不是做新闻的机器，更重要的是新闻和人的完美结合。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