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沈红博士赠我一本《石门坎文化百年兴衰———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现代性经历》，这是她不辞艰辛、深入威宁自治县进行田野调查的产物。

　　威宁自治县的石门坎曾是茅塞未开的苗寨，这里的苗族民众，在封建领主的盘剥和奴役之下，处于半农奴半奴隶的地位。他们刀耕火种，“结绳记事，点豆为数”，都是文盲。上世纪初，一位叫柏格理的英国传教士来到石门坎，大力兴办学校，创造了文字(老苗文)，帮助苗族和周边川滇黔十余县少数民族扫除文盲，使这里数年间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先后培养出两位博士，30多名大学生。柏格理还创办经互会、医院、麻风病院、织布厂，修起足球场、游泳池，修筑公路，绿化荒山，消灭天花……这种跨越式发展和现代性文化建构，我们姑称为“石门坎现象”。

　　《石门坎文化百年兴衰》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本土的文化一直经历着与外来文化的长期对话和文化碰撞。石门坎的基督教传播和苗民教育运动提供了一个契机，推动中国西南边缘的小小村寨融入外部世界”。“社会贫困的原因各不相同，发展的路径也需因地制宜……石门坎社区发展的过程是本地乡土资源与外部现代资源融合增长的过程。这一乡村社区建设贯穿着探索和实践，并且是由当地民众参与的探索和实践。这也许就是石门故事所昭示的现代性意义”。

　　石门坎的成功和柏格理的作用紧密相关。如同我在长篇小说《中国石门坎1887-1956》中所反映，柏格理不仅是循道公会的一个传教士，而且是一个宗教改革家和平民教育家，一个人道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当然也是青年志愿者和新村建设的先驱。他憎恶剥削，尊重劳工，主张改良社会，有着明显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而循道公会的显著特点，就是以改良社会，兴办公益事为目标。所以，柏格理在石门坎的传教活动，实际上就是一场带有宗教色彩的农村改良运动。

　　柏格理的学生朱焕章，是柏格理事业最优秀的继承者。这位著名的苗族教育家，同我国著名的社会改革家、教育家晏阳初、陶行知等人一样，为中国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试将朱焕章与晏阳初作一粗略比较：朱焕章，在外国人办的华西大学教育系毕业。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不愿在南京做官。从20世纪30年代起，一直在石门坎办学，进行平民教育。做过大量的社会实地调查，认为治穷必先治愚，只有提高苗族的文化水平，改良落后习俗，才能实现社会进步。他编了四册平民夜读课本，呼吁苗胞“你读书，我读书，大家读书识字高”。“学读书学写字，不再做瞎子来做新民”。还向苗民传授公民常识、生产技术和商业知识以及卫生知识等。建立农技推广站，进行实业培训。到1953年，威宁县政府接办的28所教会小学中，有学生2789名，其中苗族学生1032名、彝族学生808名。从上世纪30年代到解放时，乌蒙山区三分之二的苗民都能通读《平民夜读课本》，达到扫盲标准。晏阳初，从海外留学归来，以“除文盲，作新民”为教育宗旨，深入民间进行实证调查，认为愚、贫、弱、私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四大病根，主张在乡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以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从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先后在河北定县、四川新都县等实验县开展平民教育工作。定县后来成为模范县，也是因为教育发达。晏阳初把定县的经验推广到有关国家，被誉为“国际平民教育之父”。

　　中国农村的改良运动，可以追溯到清末的“村治”及五四运动后的“新村”与“平民教育”。而世界范围的“新村”建设实验，历史更早。有趣的是，朱焕章和晏阳初都有西方现代化和现代性人文教育的背景。

　　那么，石门坎为什么又从高峰落入了低谷？沈红在书中列举了常见的四类归因，对现代教育如何进入乡村并生长于乡村社区的过程、教育的公平问题、“为谁办教育”的办学理念、少数民族的主体性诉求以及一个山村在现代化潮流中的历程进行深入思考。我认为，从大的历史观而言，和欧洲乌托邦的幻灭，和中国整个乡村建设运动的夭折一样，乃时代使然。因为中国农村问题的中心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不能解决，则农村一切问题都无从谈起。至于具体困难，主要是人才缺乏、经费拮据、社会动荡、需要时间即长期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进行了土地改革，但农村经济和教育工作又受到了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改革开放以后，事情有了转机，但人才、经费、时间等老问题依然存在。

　　今天，我国政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目标，任重而道远。在这样的时候，沈红的著作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借镜。

　　作者：杨大德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