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社会的贫富差距加剧甚至扩展到了学术界———一向被视为一方净土的清高之地。这里居然也有“包工头”，当然更正式的称谓是所谓的“学术带头人”———他们有能力从上级部门争得大量科研项目，亦即相当于工程，再转包给下级同事、学生等人。他们倒像是学术经纪人，不过收益及名声却远远高于一般行业的经纪人，毋庸置疑，这些人是学术界的“富翁”、“大款”。

　　包工头的说法令我们想到当下的建筑业，由于层层转包，建筑业的伪劣工程时有所闻；与此类似，转包后产出的学术成果也堪忧：伪劣工程倒了还能重建，但一个在科研上完全失去创新能力和荣誉感的民族还能在世界上牢牢立足？

　　学术界的“包工头”何以形成？一旦这些人由于某种契机、特有的能力（与其科研能力或有相关性）进入各级基金评审体系之后，他们从此就控制局面，相互提供方便，轮流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至于圈子之外的人们要涉足基金的申请，则更多的功夫还得做在“诗外”。在如此的基金申请体制之下，真正有能力的研究人员难以脱颖而出，有些人无奈之下，不得不选择主动回避。近闻社会学家郑也夫就申明早已放弃任何基金申请的机会。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的典型一例。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在于，我们的各项基金，尤其是得到认可的权威基金，从申请到评审，全被一双有形的大手所掌控，那就是有关的行政部门，它们的钱来自于财政拨款。而反观国外的种种基金会，大多以私人捐款为主，资中筠先生在其《散财之道》一书中，介绍了美国的富人们如何在有生之年处理掉自己的巨额财产，这就是设立基金会，捐助办大学之类，比较有名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设立。现在洛克菲勒基金会闻名于世，在它的资助之下，出了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甚至以最近的比尔·盖茨基金会为例，由于美国富豪巴菲特的加盟，盖茨基金会的金额更是猛增，巴菲特之所以敢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交给盖茨，就是因为看中盖茨基金会的运转能力，相信自己的财富能在这里得到最佳利用。

　　从严肃的意义上来说，花钱是一门学问，它的难度系数决不低于赚钱。这话不难理解，那是因为严肃的花钱———一分一厘都必须用在刀刃上，它必须为人类的福利带来最大程度的收益。如此说来，洛克菲勒基金会做得不错，盖茨当然也必须为自己的基金会赢得最佳名声。这就决定了，这些基金会的管理者或拥有者决不敢乱花这笔钱，他们要为基金会的名声负责。在此体制之下，哪个基金会愿意让自己的钱白白流出去打水漂，肥了一批中间商，换回的是毫无价值的所谓结题报告、空洞无物的学术专著、质量低劣的翻译作品？

　　行政部门干预科研，还有一套具体的流程。其中之一就表现为，申请课题必须（或最好）能形成所谓的团队，尤其是较有分量的攻关课题。于是，科研如同军事上的战役，或是工程项目，每人各负其责，最后的成品就是一个集体产物。不能说这样的攻关就不需要，以社会科学为例，它适合于大型丛书的编写，或是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及总结，就笔者所知，比如教育部的“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课题就确实需要这样的团队合作。但在不少领域，尤其是理论性较强的领域，原创性的思想恰恰来自于、也只能来自于个人的独创性。所以，诺贝尔奖每次的受奖者最多不超过3人，因为它懂得真正原创性的产物总是属于个人。但我们的行政部门总喜欢以计划经济的模式来管理科研，把科研当作建筑工程，而不是个人的兴趣所在。于是，包工头现象也就有了存在的依据，因为项目要求的科研必须是一个团队，其中还得配备有头有脸的带头人物。某些不愿这样做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公然造假，拉来若干名义上的成员，组成一个虚拟团队。有学者无奈地说，与其如此，还不如退回计划体制，把科研资金分给大家，自己按个人兴趣研究得了。这当然是气话，但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