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客激增 奶西村委受压强收费

　　该村村民两千租客两万；研究者认为此事反映城乡接合村在城市扩展进程中的管理困境

　　■关注焦点

　　善各庄、崔各庄、豆各庄，这些分布在北京五环沿线的村落，随着北京城市圈的不断外延，逐渐成为北京外地人口最集中的区域，外来人口的数量，甚至超过了本地村民的十倍抑或更多。

　　外来人口的不断涌入，令这些村的管理者们，感到来自经济、环境、治安等方面的压力。为了缓压，一些村针对外地人出台了一些政策，但引起了租客甚至部分村民的不满与抵制。

　　奶西村委会派联防队员堵路收费，便是因为租客们抵制收费而起。尽管大多租客们最终交纳了当月的15元管理费，但双方的矛盾并未解决。

　　研究农村基层自治的相关人士认为，这一事件反映了城乡接合部区域公共资源的紧张和冲突，以及村政管理上的困境。

　　8月8日凌晨，汪兵（音）被迫向村联防队交了15元管理费，这样，他得以顺利出村上班。

　　“不交管理费就不让出村。”这位租住在朝阳区崔各庄乡奶西村的外地人说，前一天就有村联防队员堵住出村的路口，今天又上门来堵，没办法，“外地人基本上都交了。”

　　奶西村位于东北五环，被打工者戏称为“进城专车”的944路公交车的倒数第二站。而在2002年之前，绕行三环、四环的944路还远未到达这里。北京城市圈的不断外延，使得这个东北五环旁的村落，集中了2万外来租客。这个数字，已经是该村村民人数的10倍。

　　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涌入，崔各庄乡奶西村村委会感到来自经济、环境、治安等方面的压力。

　　压力之下，村委会加强了对于外地流动人员的管理：设专人收取卫生费、公共水电费。因收费困难，8月7日至8日，村委会治安联防组堵路收费，双方矛盾推向高潮。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在相邻的几个村庄同样存在。有研究农村基层自治者认为，这一事件反映了城乡接合部区域公共资源的紧张和冲突，以及村政管理在城市外延扩大情况下面临的困境。

　　联防堵路收费

　　“外地人享受了村里提供的各种设施和资源，支付一定费用理所当然。”

　　8月7日早晨，租住在奶西村的上万名外地人发现，出村进城的四个路口全被面包车、村联防组人员堵住了。他们被要求缴纳每人15元的管理费。

　　“7月份就上门堵过一次。”租住在村中菜市场南侧一个院子里的许小姐说，上个月的一个清晨，她起来上厕所，但院子的大门被联防队的车堵上了，不让出去。无奈之下，她只好交了15元钱。

　　“下个月还是会抵制。”汪兵和许小姐都认为，这种强制收费令大家很不满，村委会要想每个月顺利收钱，“不会那么容易的。”

　　“这15元包括5元卫生费、10元公共水电费。”奶西村村委会副书记刘女士称，这个费用只向外地人收取，每人每月15元，小孩不算。这笔钱将被用来补贴村里在垃圾处理、电井水方面的投入。她称，外地人享受了村里提供的各种设施和资源，支付一定费用理所当然。

　　据刘介绍，目前该村流动人口已达2万人，是当地村民2000人的10倍。外地人口的到来，给当地创造了财富（房租）的同时，他们所引发的资源、环境、治安等问题，也令当地管理者颇为头疼。

　　村委会的账本

　　2万人一天要产生30吨垃圾，村里现有70个保洁员、25个垃圾房，8辆垃圾车，几年前只有3个保洁员、一辆垃圾车。

　　在刘女士看来，向外来人口收费这件事迫在眉睫，不能再拖了。因为仅维护卫生一项工作，村委会就已经入不敷出。

　　按照每人一天产生1.5公斤垃圾计算，2万人一天要产生30吨垃圾，“拉走1吨垃圾费用是25元，一天就是750元，一年20多万”，她掰着指头算了算，村里现有70个保洁员、25个垃圾房，8辆垃圾车，累计已投入约百万元。这笔支出，在几年前根本不可想象。那时，村里只有3个保洁员、一辆垃圾车。

　　水费也是很大一笔开支。近几年，村里接连打了6口电井，每口投入19万，全天24小时供水。

　　“我们是典型的‘瓦片经济’，没有支柱企业，集体收入大部分来自土地确权、房租。”刘女士说，负担这些费用的，是全村每年300多万的集体收入。

　　“今年肯定要超过预算了，”她说，为了进行环境整治，上半年修了好几条路，光这一项就花了200多万，都是村里自筹的钱。

　　“在最初几年，村委会通过房东向流动人口收管理费。”刘介绍，这个已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写进了《奶西村村民自治章程》（以下简称《章程》）。

　　《章程》约定，房东负责“教育”租客主动交纳卫生费和水电费，租客离开时，房东要上报，清算欠缴费用，否则一切费用由房东来承担。

　　同时，这份2005年11月印制的《章程》，对于租客们所交的管理费和水电费都有详细的规定：卖鱼的每月收25元，烤羊肉串的15元，开洗浴的200元……这些费用基本得到商户们的认同，商店、菜市场大部分老板都表示，会按时缴纳。

　　“但这一条款在现实中并未得到遵守。”刘女士说。

　　三方利益纠葛

　　针对外地租客的15元非经营性管理费。从一开始，就受到租客和部分身为房东的村民的抵制。

　　章程中未被遵守的，只有针对外地租客的15元非经营性管理费。这个费用从一开始，就受到租客和部分身为房东的村民的抵制。

　　“这部分费用被截留了。”刘女士说，有的房东自己向租客按人头收取费用，然后以一个院子为整体上缴村里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村民怕租客流失，只象征性地收取一点卫生费，也不交给村里；还有的干脆就护着外地人，什么都不收，村里对此也没什么办法，形成了一个尴尬的“三角关系”。

　　此外，也有租客因对收费的“公平性”产生质疑，进而不愿交费。

　　“为什么有的人交，有的人就不交？”租客姚先生称，他从住在村里别处的老乡那里了解到，那处院子就不用交管理费，“那里的房东比较强势，或者在村委会有关系。”多名租客认为，这引发了租客心理上的不平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租客称，他们老乡之间经常会谈论起自己的房东，大家以得到“有关系”的房东的庇护为荣。

　　“外地人也不容易。”房东寇女士有十几间房屋出租，她说，租她家房子的人每月收入一般都达不到1000元，房租花去140元，电费数十元，生活费两三百元，再让他们每月交15元，有点多了。她自己以前只是向每户租客每半年收30元，上缴村里180元后，自己能留下100多元，但是从今年7月开始，都让联防的人去收了。

　　三方僵持良久，但最终村委会的强硬起到了作用。8月8日，刘女士说，大部分租客都交了钱，“只剩下少数几家没交了。”

　　但被强行收费的租客们并没有服气，“这个月交了钱，下个月还是要抵制。”租客汪兵（音）说，村委会收卫生费是应该的，15元也并不是交不起，但是这种强制执行是对人格的侵犯，大家都接受不了。

　　长期跟踪研究基层社区自治的社会学博士刘铎认为，外来人口的出现，占用了当地的公共资源，收取一定费用是合理的，但应通过由村民和外来人口共同组成的价格听证，双方约定好了，自愿缴纳。

　　有管理缺服务

　　北京市委、市政府联合下文，要求各区县“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但许多地方只重视管理，忽视了服务。”

　　刘女士表示，村里不会“每个月都这么费时、费力地收钱。”她透露，村里在考虑实行“社区式管理”，对外来人员进行统一规范。

　　据崔各庄乡民政科工作人员介绍，所谓“社区式管理”，是要把流动人口纳入到当地的整体事务中，包括教育、医疗、计生等公共事务，和本地人一样进行管理；但收费属于村民自治范畴，乡里并没有统一规定。

　　据媒体报道，早在去年上半年，与奶西村相邻的善各庄村就开始进行“社区式半封闭管理”，其中包括聘请保安来负责收费；在主要的路口设岗亭，对外来人口出入进行检查；不交费就掐电等等。

　　奶西村借鉴了该村的某些做法。6月初，村委会下达一份通知，开始进行机动车辆进出村收费制，交费后凭证出入。这一做法遭到很多外地人的质疑，而这被村委会认为是“社区式管理”的一部分。

　　2005年8月，北京市委、市政府联合下文，要求各区县“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但具体到执行中，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刘铎说，许多地方只重视管理，忽视了服务这一项。

　　“不能把管理变为单纯的管制和防范，”刘铎认为，外地人和村委会、房东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村委会作为一个自治组织兼公共产品提供机构，应该首先约束作为房东的村民的租赁行为，通过房东和租客的合同交易，以及房东和村委会分成约定，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同时，通过房东掌握外来人口情况，便于管理和服务。

　　“这方面也有做得好的社区。”刘铎介绍，高碑店乡高井村就是一个例子。

　　不收费的高井村

　　外地人给高井村带来了房租收入，他们做的小生意也给当地人生活带来便利。他们在高井村居住，和本地人一样对待。

　　“外来人口在我们村不收取任何管理费。”高井村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张宝玲说，外地人给该村带来了房租收入，他们做的小生意也给当地人生活带来便利，更为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外地人在高井村居住，和本地人一样对待，“希望他们把这里当作一个家”。

　　张宝玲介绍，该村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实行“谁受益、谁负责；谁包片，谁负责。”首先加强对房主的管理，对房主进行出租房屋备案登记，同时与房东和租客分别签定治安责任书，并设有21名协管员，分成七组包片管理，把责任和管理落实到个人。

　　张宝玲同时表示，由于村里集体经济效益不错，可以确保免费为外地人提供服务和便利。

　　对于高井村的做法，刘铎分析说，城乡接合部的社区化管理，一是强调属地化，实行“人住哪里，哪里负责”的原则；二是强调服务，以外来人员的需求为基础，为其提供迫切必需的服务和保障，培养认同感和归属感；三是强调参与，让外来人员参与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发挥积极性，增加社区意识，促进社区融合。他认为，高井村基本做到了前两项，但要让外地人真正融入社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刘铎认为，这首先需要消除对外地人的歧视，包括身份和户籍歧视，以及进行村政制度创新，最终实现参与层面的社区融入，“需要很长时间”。

　　采写/本报记者 张晓玲 实习生 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