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长孙周令飞：为鲁迅之名奔忙

　　本报记者 由珊珊

　　浓密的眉毛，和鲁迅极其相似的一字胡，每次被人介绍时，名字之前也总是会被加上“鲁迅长孙”四字……已过50岁的周令飞虽然过去偶有为其祖父盛名所累的感觉，但现在整天为了“鲁迅”之名而奔忙。

　　“鲁迅事业”的社会工作者

　　见到周令飞时，他正在北京参加一个电视节活动。“活动和鲁迅无关，但可以认识些人。”周令飞说话十分坦率。

　　此前，他以监制身份完成了电影《鲁迅》的拍摄，有媒体报道说，他正在筹拍一部40集大型电视剧《中国文豪鲁迅》，他担任该剧的制作人。电视剧的投资方是香港公司“千秋传媒”，周令飞是这个公司的执行总裁。

　　周令飞的另一个头衔是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主任。他那标志性的一字胡，蓬松而向后梳的头发，以及说话时那股自信满满的笃定感，仿佛总在向别人传达信息：他就是鲁迅的孙子。“在鲁迅事业体中，我们是直系亲属，不管怎么说，大家至少对我们是有感情的。我们和与鲁迅相关的单位、活动接触，也很自然。”

　　周令飞现在所从事的事业，与他的血统紧密有关。以这一身份，他的足迹遍布各地。在大学举行关于鲁迅的主题讲座，主办全国鲁迅学校校际交流会，到广州探访许广平故居……他受到各地礼遇；即使小型活动，他也不吝拨冗前往，譬如南京咸亨酒店珠江路分店举办的“绍兴三日游”；他自己说，他还“积极参与、监督商业模式的管理”，如邀请鲁迅研究的学者以及台湾、新加坡等地的投资商一同亲临参观建设中的“鲁镇”。

　　所有这一切都与鲁迅有关，而在此之前20多年里，他生活在台湾，和台湾太太生有两个女儿。他开过艺术中心，在台湾展览国外画家的画作；当过记者；也涉足影视业和大型演出策划组织等公关活动，除了初到台湾时曾受到关注之外，他也与“鲁迅”二字疏离了一段时间。周令飞说，台湾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鲁迅，不会像在大陆一样被认出来要求签名，更像一个普通人。

　　从1999年到2001年，因一起官司滞留上海。从那时起，鲁迅开始变成了周令飞的事业。“既然困在上海了，就有空了，想着多了解一些祖父的事情。”周令飞介绍说。而他也从此逐步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他说，“我叫自己社会工作者。”

　　开启因鲁迅之名的事业

　　其时，周令飞的父亲周海婴已在用自己的方式强调鲁迅与周家的关系。“市场经济后，很多商人惟利是图，利用鲁迅做自己的生意，譬如用鲁迅肖像印金币、金箔邮票，出书等等，都不征求家属同意。”

　　由于这样的人很多，周海婴频繁和人打官司，其官司新闻屡屡见诸报端。著名法学教授贺卫方曾在华东师大的一次学术报告中提到此事：“大家知道周海婴先生也喜欢打官司，每个地方用了鲁迅的一个肖像，……周海婴先生就天天打这样的官司……他那个爸爸当然是很伟大的一个爸爸，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学方面的象征，现代文学的象征，鲁迅这样的人还有肖像权，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鲁迅早就变成了公共财产了，大家随便可以用。当然你不能诋毁性地用……”

　　周令飞对此并非没有怨言，他说：“祖母把鲁迅交给了国家，他的遗物、宣传、纪念活动等，都由国家来举行，与家属没什么必然联系。”

　　年迈的周海婴，频繁应付官司，疲于奔命。他对儿子周令飞说：“我有一种无力感。”

　　周令飞看到了父亲的羸弱，很快地，他就为鲁迅著作的版税把有关出版社告上法庭。尽管以败诉告终，他的举动还是获得一些同情，觉得他敢于捍卫权利。

　　2002年，周家成立了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周令飞任主任。他一再强调，中心是非企业机构，不能进行商业活动，因此，中心的主要任务，除了保护鲁迅遗产，还要发展鲁迅的事业。

　　就这样，周令飞开启了因鲁迅之名的事业。

　　逃脱鲁迅光环的日子

　　对于如何去了台湾以及在台湾时期的生活，周令飞似乎不愿多说，“过去的事情，说过太多遍了，我不想多谈，没意思，我们应该看现在，看未来。”

　　不过，他不愿说的那一段，可以轻易在互联网上找到蛛丝马迹，尽管未必是最真实的全部。

　　周令飞曾对媒体说过：“我小的时候，在学校里，人家都像看珍稀动物一样到我们班上看我。每次学到爷爷的课文，同学就会对我说：‘是你爷爷写的。’口气很羡慕，但听多了，我心里就变得怪怪的，总想逃脱出来。”

　　这样的经历在周令飞当然不是少数。不过，1979年，以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身份到了日本。由于他的身份特殊，所以尽管是自己出钱，最终以公派自费的名义成行。“如果说鲁迅的孙子自费留学，太丢脸了。”

　　他在日本一边进修语言，一边学习电视制作。1982年，认识了现在的太太、台湾人张纯华。接下来的故事，演变为一段传奇。

　　据称张纯华由于帮助周令飞补习英语而和他亲近起来。这位张小姐虽是台湾富家女，却并不骄矜，且富有传统美德，好学上进。一来二去，二人产生了爱情。就在这时，张纯华被父母急召回台湾，因台湾有关方面发现张家女儿在日本与大陆男子谈情说爱，而这男子竟是鲁迅之孙。张父本是生意人，一向不问政治，听了这话便有点害怕，不敢再放她回日本。直到半年后，张纯华软硬兼施，得以重返日本。最后的结局是，周令飞放弃一切，跟随爱人去台湾结婚、定居。

　　在临上飞机前，周令飞在机场向媒体发表声明：此举纯粹是为了爱情，与父母无涉，没有任何别的企图等。

　　重新树起鲁迅的大旗

　　周海婴曾这样介绍周令飞：恢复高考时，他虽然复习了几个月，但终因基础太差而没敢报考。“那时也没读什么书。”鲁迅的孙子自己说。

　　周令飞父子承认，他们不比鲁迅研究专家更懂鲁迅；在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成立之初，他们也并不清晰地知道，该如何发展鲁迅事业。周令飞只知道，家属该参与到其中来了。在后来他发表于报纸的文章《鲁迅是谁》中，曾有这样的话：“在此之前，作为鲁迅的儿子和孙子，我们天然地拥有与鲁迅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但是现在这种联系似乎已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切断了，我们在宣传鲁迅、纪念鲁迅这样一个垂直的系统里，并没有找到那个本应属于我们的独特位置。这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他解释说，“家属经常被请去参加一些活动，站在旁边被介绍，觉得很像陪衬。似乎鲁迅的家属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他觉得，他找到了一条不同于别人的路——普及鲁迅，提高孩子对鲁迅的认识。

　　“现在说鲁迅，都把他塑造为骨头很硬的战士，却并不清楚鲁迅的思想核心。我们认为，现在要对孩子强调鲁迅的‘立人精神’。”

　　周令飞曾说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时间里，鲁迅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以往很多描述鲁迅的文字把他刻画成一个拿着匕首和投枪的战士，形象是双眉紧蹙严峻凝重的，思想是革命化战斗化的，没有个性和生活，其他方面似乎都淡化掉了，甚至在一些描述中，也忽略了他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存在，离开了他作为一个最根本的文学家这样一个位置，我们总觉得这样的鲁迅很空洞，我们不认识这样一个鲁迅。”

　　他把周氏家族的鲁迅宣传理论概括为几点：“立人为本”是鲁迅精神的灵魂；独立思考是他的骨髓；拿来主义就好像是鲁迅精神与人格的眼睛，体现的是他的气度、视野和眼光；韧性的坚守是鲁迅精神的手和足，它是对上述三个方面的积极而坚持不懈的践履，是观念落实在行为上的具体过程，是一步步走、一点点做的持续不断的努力和进取。落实到具体工作，包括培养孩子尊重母语和方言；学习语文；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培养韧性。

　　无奈的鲁迅事业发展者

　　周令飞积极地行动起来，虽然他的鲁迅文化发展中心，连他、财务和前台都包括在内只有5人，几乎所有的活动，都需要他身体力行。

　　他和全国各地的鲁迅纪念馆、博物馆、鲁迅学校以及鲁迅研究者打交道，在各种场合与他们见面，或去信问候。“四年来，基本把全国与鲁迅有关的地方都跑遍了”。

　　不过，周家的努力似乎并不被国内的鲁迅研究学者看好。周令飞曾邀请“鲁迅研究界”著名学者林贤治为他撰写讲座脚本，但林贤治没有答应。他评价说：“鲁迅是大家的鲁迅，家属宣传鲁迅有家属的立场，鲁迅的家属也未必得了鲁迅真传。”

　　但周令飞依然坚持着他对祖父的理解。“我们要用通俗的、容易理解的语言，让更多的人了解鲁迅的核心思想。”周海婴此时插话说，“我们不是学者，学者可以研究得很深。我们却好像易中天一样，可以用通俗的语言面对大众宣传，和研究不冲突。”说到这里，他的话被周令飞打断。“不能这么说，”周令飞换了个说法，“我们现在说的东西虽然很浅显，但普及必须从这里开始。我们不要给孩子太复杂的东西。”

　　除了南来北往拜访学者和学校，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还设立了“鲁迅青少年文学奖”，向获奖者赠送文学作品。周令飞还计划建立一个网站。周令飞的想法是，以家属的血脉为绳，把与鲁迅有关的单位都联系起来。“大家平常都不走动，不来往，断了联系。而鲁迅的家属，是有他的DNA的，有血脉的，永远不会断。”他说。

　　周令飞觉得自己的工作获得了很多的支持。细算来，他召集过两届全国鲁迅学校校际交流会，共有九所以鲁迅命名的学校与会。此外，周令飞还曾在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做过题为《鲁迅是谁》的讲座。

　　所有的行动，都需要钱。“中心是非赢利机构，我们做所有活动，经费大都自己出，用的都是我们家里的积蓄。”周令飞说，连他计划在上海买房的钱也全投到中心的活动里了。在参与的各项社会活动中，周令飞也考虑过收费，譬如他曾和记者讨论过，是否应支付他接受采访的费用。“一般的专访我都要求他们付费的，对我来说，毕竟这也是脑力劳动嘛，不能无偿分享我的事。”但记者作了番解释后，他也表示了理解。

　　周令飞打算，于近期成立鲁迅青少年立人基金，用于以后的讲座、出书、网站和颁奖。基金将通过募款得来。

　　“我们现在考虑的，是21世纪后，鲁迅事业该朝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周令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