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障碍和不良际遇的恶性循环

　　□本报记者 沈 颖

　　“他的个性存在明显的问题”

　　记者：你认为“邱自幼丧父”，母亲是间歇性精神病这种家庭出身，给他的犯罪会带来怎样的心理影响？

　　李玫瑾：邱兴华没有很好的早年经历，这是个最初的心理背景。他自己也承认自己极度缺乏亲情。一个人的早年最重要的不是有多少钱，而是家庭的氛围，可以一无所有，但只要有个人在身边哪怕安静而温暖地坐着，也能感觉到一种幸福。更重要的是一些做人的基本理念也需要在早年灌输教育。

　　贫穷并不会必然导致犯罪。马加爵的例子也能说明这一点。有很多人说是贫困导致他杀人。马加爵自己后来在狱中说，不是贫困，他们班和他一样穷的孩子有好多，也不是就业的压力，而是自己人生观的问题，对生命的体会。这些都来自早年的教育。

　　记者：邱兴华杀人手段极其残忍，但他杀完12岁的小男孩，想起了自己的孩子，流泪了，他本性中的东西似乎并不是完全坏透的，你能否分析他为什么心理扭曲至此？

　　李玫瑾：他在行为过程中不分有无冤仇，包括12岁的小孩都杀掉的行为很恶劣。这说明杀人时他处于崩溃边缘。他是怎么一步步崩溃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可能是他自身的人格障碍和不良的社会环境交互作用、恶性循环的结果。

　　首先他的个性存在明显的问题，我们也应该看到生活上的压力对他犯罪也有一定影响。但我们又不能这么简单地看。在那个地区和他经济水平差不多的人并不少，为何别人没有选择去杀人呢？邱兴华人挺聪明，但他是完全在生活的挣扎中长大的，这导致了他性格中的缺陷，小聪明，不择手段，占眼前便宜，从长远来看，这种性格是吃亏的——借别人钱不还，别人就不会再借钱给他了。

　　性格问题导致他越来越失去个人的信誉，社会资源用尽，路越走越窄，但他不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生了3个孩子生活压力更大，他外出打工想挣更多的钱，这意味着他的风险也高度增加，但他又不具备足够的抗风险能力。

　　人生挫折的积累，让他脾气越来越暴躁。这种失败会引起连锁反应，例如老婆经常数落他说“别人都能大包小包的带回去，我那么长时间回不了娘家”，这一切都会使他的男人自尊受到进一步伤害。他不愿面对自己的失败，但又无法改变自己的现状，他的压力来自这种复杂的内外交困问题。他选择逃避，搬家是他逃避的重要方式，逃避别人的讨债，逃避自己的无能，最重要的是他找不着出路，因此而迷信，算卦先生的一句话成为他改变困境的一棵救命稻草。

　　“邱兴华的犯罪属于发泄型报复犯罪。以发泄为主，报复为辅”

　　记者：人们对邱兴华的作案动机有很多猜疑，有情杀说，有和管理人员发生冲突说，你认为邱兴华的作案动机究竟是什么？

　　李玫瑾：我认为他与道观的冲突只是他犯罪的导火索，这些为什么能让他有那么强大的杀人冲动，而且一夜连杀十人？我认为其实是长期生活积累的仇恨、愤怒、挫折感、无奈，需要找个极端的方式发泄出来。所以邱兴华的犯罪属于发泄型报复犯罪。以发泄为主，报复为辅。

　　记者：邱兴华被捕后最早告诉媒体，他回来是想杀他妻子，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又说，“妻子先不杀了。”你认为他的态度转变背后有什么心理背景？

　　李玫瑾：其实他现在的生活基本已是一无所有，妻子对他而言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爱他的孩子，所以不能让他们失去自己的母亲。另外，可能是他从小没有得到母亲的爱，对女性的感情有很强的依赖感。他对女儿应该也还好，他的大女儿一直认为父亲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这说明他在他女儿面前应该表现得不错。

　　从各种迹象来看，邱兴华做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情是，年轻时力排各种阻力，将妻子娶进门。他当时很懂得合法维权，去告状说他的妻子家人干涉他们婚姻自由。在他的生活中有很多失败之处，唯一能拥有的是他的妻子和孩子，但后来他发现妻子对他的抱怨越来越多，妻子越来越不受他控制，这使他压力越来越大，猜疑心也越来越重，他怀疑他妻子和道长有染，不过是这种紧迫感的一种心理结果。其实不管这事情是否属实，只要他产生这种怀疑，甚至到了别人看一眼妻子他就怀疑的地步，说明他的心理压力已经快到极限，他越来越不能掌控局面了。他杀人前曾去过母亲的坟前，说明他对妻子已经非常不信任了，对女性的依赖重新回到母亲那里，但只是一个坟而已。他的社会和家庭支持系统都崩溃了，他的整个心理世界也随之崩溃。

　　“邱兴华强烈的报复心和靳如超很相似，但也有所不同”

　　记者：有一种意见认为邱兴华可能有精神病，你怎么看？

　　李玫瑾：心理障碍与精神病还是有些区别的。如人格障碍中的偏执人格都有一点轻度的妄想，但是，人格障碍的人是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精神病是指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邱兴华属于人格障碍（即轻性精神障碍）而不是重性精神病人。他认为邻居都坏，只要邻居和他老婆说一句话，他都怀疑他老婆和别人有染，这种判断确实有轻度的妄想表现。我们对刑事责任的判断，最重要的是看他的犯罪行为实施是不是有因果关系，犯罪前后他自身有没有明显的自我保护行为，他知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犯罪，是要受惩罚的，比如光天化日之下无理由的拿刀乱砍人，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经过司法鉴定可能是没有责任能力的，但邱兴华自述有为什么杀人的逻辑，同时懂得选择夜里趁人熟睡时作案，作案后又躲进山中藏了这么久，据说一路还换了几双鞋子躲避追踪，可见他知道自己犯罪警察在抓他。

　　所以我认为他不是精神病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当然还要进行司法鉴定来确认，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有人格障碍和严重的心理问题，原因是他成长经历中有很多的失败点，造成了很多的心理症结。他失败的地方很多，所以他的障碍点也很多。

　　不自信是他心中比较深的一个症结。他那种侃侃而谈很多是掩饰和伪装。

　　记者：邱兴华的犯罪心理和制造石家庄爆炸案的靳如超有什么异同？

　　李玫瑾：很多犯罪在内容上千奇百怪，但是从犯罪心理上能找到很多相似点。邱兴华被抓捕后说他回来想杀他老婆和妻弟，想报复所有那些对不起他的人，强烈的报复心和靳如超很相似，靳有耳朵的缺陷，生理缺陷导致心理问题，猜疑心极重，反复无常、乖戾，又极聪明，精通爆炸。他把同居的女友杀了后，通过爆炸来报复那些他觉得曾经对不起他的邻居。

　　据邱兴华的妻子说，案发前，她在山上曾看了比邱更年轻的道长一眼，邱的反应就很大，怀疑妻子和道长有染。这一细节和靳如超也极其相似。1988年，靳在监狱里，他妻子去探监，他的一个狱友给他妻子仅仅倒了一杯水，他就怀疑他老婆和狱友通奸，想杀了那个狱友。但邱兴华还没有像靳如超那种反社会行为那么明显，但是有人格障碍。

　　记者：和靳如超等人相比，邱兴华的犯罪行为对社会来说，是可以预防的吗？

　　李玫瑾：我觉得靳如超犯罪属于自然犯罪，自然犯罪是指那些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为人类的基本情感所不能接受的犯罪。国外研究表明，在人群当中有一定比例的人是自然犯罪人，如张君、靳如超、杨新海等人，是典型的反社会人格，以人类为猎杀对象，到了以犯罪为生、犯罪为乐的地步。法定犯罪是事出有因的，但自然犯罪是没有理由的，不择手段的。这在世界各国都几乎是无法防范的。

　　但邱兴华还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他对那个小学女老师和自己的子女仍是有感情的。具备基本的感情色彩，他还不是没理由的坏，还是和生活不顺有一定关联。

　　此外，邱兴华的犯罪被广泛关注后，他的孩子已经感受到了压力，为了避免邱兴华的悲剧在他的下一代身上重演，他的3个孩子不应受到歧视，此事只能政府出面，建议给他们换一个安静的环境继续好好读书。如果想从预防犯罪的本源做起，真正改变一个人，最好的干预时间是18岁以前，心理问题和人格障碍如果逐步积累到了成年，几乎很难改变。邱兴华说他杀完10人逃跑途中，想到小学时一个对他很好的女老师时他后悔了，如此温暖的记忆如果能再多一些，邱的不忍之心就会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