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的儿女情长

　　他不是最战功赫赫的人，不是最位高权重的人，却是最具传奇色彩的，最不被遗忘的人之一。

　　记者◎李菁

　　离去

　　很多年后，陈知建都不愿意相信那是个事实:父亲走了。“那时我刚16岁，还是北京四中的学生。1961年3月16日那一天，父亲的秘书突然把我从课堂上接走，连同兄妹一起坐上到上海的飞机。刚下飞机，有人发给我们每人一个黑纱，我脑子当时都是木的，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因为等我见到父亲时，他的胸口还是热的啊……我一直想不明白，父亲这样一位大英雄，什么困难没克服过？6次负重伤，两条腿都被打断过，怎么会被这样一个小小的心脏病打败了呢？”

　　那时，11岁的陈知进与弟弟陈知庶都在北京读书，只有小弟陈知涯随父母到了上海。“一下飞机，我看见了小涯，他一见我就说:‘爸爸死了，大家都哭了，我也上楼哭了一场。’”此前，即便已预感到“出大事了”，但陈知进心底还是隐隐存有一点侥幸，弟弟的话让她彻底绝望。上了汽车后，不谙世事的知涯还继续念叨着:“真是的，死了个大将，都不让玩了。”当时，见到安眠于床上的父亲，7岁的知庶与6岁的知涯都以为是父亲睡着了，拼命上前推:“爸爸，你醒醒……”回忆起那令人心碎的一幕，今年已经56岁的陈知进还是红了眼圈。

　　所有人都不愿意相信，这么一个生气勃勃、诙谐幽默、似乎永远充满着笑意的陈赓大将，生命的指针怎么会就永远地停在58岁。

　　陈赓夫人傅涯后来回忆，对于陈赓的身体来说，1957年是个转折点:2月下旬到南方检查工作;3月中旬又从上海出发勘察沿海岛屿，常常工作到半夜，一次夜里起来洗冷水澡时，一不小心摔倒在澡盆边，断了3根肋骨。“我去车站接他，见他被担架抬下来。回到家里，才看见胸部贴了一块很大的固定胶布。”下半年，陈赓又接连参加军事代表团访问和一次军事演习，疲劳感一天强过一天。

　　没多久，陈赓在家里便爆发了第一次心肌梗塞。“父亲因为心绞痛倒在沙发上，当时多亏小涯发现了，他那时只有两岁多一点，他跑到院子里喊:爸爸哭了！大人们起初不太相信，后来进去一看，爸爸不对劲了。”陈知进说，那一次，陈赓昏迷了好久才醒过来，醒来的第一句话竟就是高喊:“对××一定不能让步！”原来，那时陈赓想从某部委调人搞国防工业，但那位部长一直不放。为了工作，陈赓竟“耿耿于怀”到如此地步。

　　这一次发病后，陈赓住了3个月院后不久就又开始恢复工作，但胸口仍时常疼痛。傅涯说，每次疼痛时，陈赓就一边工作，一边不停地用手抚摸胸口，久而久之，衬衣那个位置都被磨破了。

　　多年来，陈赓从不记得自己的生日。但在1961年3月15日他突然记起阴历二月初一是他的生日，他提出让傅涯为他做一碗面条吃，这么多年，这是他唯一一次提这样的要求。陈赓去世后第二天，也正好是他的58岁生日。

　　“医生说，爸爸的病没有聂帅重。但爸爸性子急，让他养病他总觉得做不了工作，憋屈，着急。”1961年冬天，本来去上海疗养的陈赓，得知中央军委要求中将以上高级将领写一篇“作战经验总结”，他接连数日，处于亢奋状态，本来口授了一个提纲给秘书，但看后又觉得不满意，遂决定自己动手写。“宁愿一个星期不睡觉，也要把它写出来”，结果就在动笔写作的第二天，便因大面积心肌梗塞而去世。

　　父亲陈赓

　　因为出生在部队1950年进军大西南之即，陈赓为唯一的女儿起名“知进”。知进出生时，大家知道陈赓一直想要个女儿，于是争着前来探望。因为吃了缴获来的美国奶粉过敏，小知进的脸上起了不少疙瘩。一位前来探望的女兵脱口而出:“司令员的女儿怎么这么难看？”这话不知被谁传到陈赓耳朵里，他大怒:“谁敢说我的女儿难看？”吓得以后谁见到小知进都得先猛烈赞扬一番。“这个故事当时流传特别广，以至于我后来到昆明见到那些叔叔阿姨时，他们一看见我就笑着说:‘你就是那个‘漂亮女儿’啊！”

　　小知进才2岁时，陈赓便又开赴朝鲜前线。“在火车站，不懂事的我哭着抱着爸爸的脖子不让他上车，后来妈妈拍了一张我的照片给爸爸寄去，没想到他回信却要找妈妈‘算账’:‘为什么把我女儿的头给削掉了一块？其实只是因为照片上我的头顶略微取景不全。”忆及那段往事，陈知进幸福地笑着，仿佛仍在爸爸“霸道”的庇护下。

　　有一次，玩了一天的知进把身上的衣服弄得很脏，陈赓回来看见了，很是心疼女儿，趁傅涯不在家，他自己翻箱倒柜找出“压箱底”的几块纱布，然后带着小知进跑到东华门找裁缝，做了两身裙子回来。现在看起来，陈赓对孩子有点宠，特别是对唯一的女儿知进。

　　“小时候，爸爸走到哪儿都带着我，那时候怀仁堂看戏不许带小孩子，但爸爸经常不顾这个规定，带着我进去，警卫也拿他没办法。”进门时，笨手笨脚的陈赓把口罩都戴到了小知进的眼睛上。有一年陈赓去大连参加军事演习，又把知进带在身边，早上起来，他看着梳小辫的知进犯了难，只好求助服务员帮助。怕以后再带知进出去麻烦，回北京后陈赓就让傅涯把女儿剪成短发，陈知进后来就再也没留过长发。

　　陈知进说，在长征时，父亲最喜爱的一个小号兵饿死在他怀里，从此落下的一个“情结”:最看不得孩子受苦，也最听不得孩子的哭声。“小弟生病，他住在最西头，那时爸爸正犯痛风病，却拄着拐拖着病腿从最东头的房子过来看他;然后再一瘸一拐回到自己房间里，把几道门都关紧，才允许医生给爱哭的弟弟打针。”

　　说起父亲，陈知建与妹妹陈知进都不约而同形容他是“标准的‘慈父’”。“我们家的孩子很多，烈士子弟、国民党起义将领的孩子，还有外地孩子都住在我们家，爱怎么闹就怎么闹，我们可以把猫都放在他的脖子上，他也不生气。”

　　与妹妹不同，淘气的陈知建还是遭遇过几次父亲发火的时候。“有一次我太‘皮’了，拿筷子把小伙伴的鼻子捅出血，爸爸两巴掌打在屁股上，他的手还是很重的……父亲一般不发火，发一次我终身难忘。”还有一次，陈赓因为别人对他撒了谎而大怒，“父亲发起脾气，那真是雷霆万钧之势，一拍桌子墨盒都跳起来了”。

　　陈赓一家后来一直住在灵境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这个小院子见证了其乐融融的陈赓一家，也见证了陈赓和朋友们的一些趣闻。

　　有一天，已患了心脏病的陈赓正在家里休息。刚从中南海出来的胡志明路过灵境胡同时，不知听谁说了一句:陈赓住在这儿，便非要登门不可。陈赓与胡志明在黄埔军校时就结下了友谊，当时胡志明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秘书。门口的副官一看来了位特殊的尊贵客人，赶紧进院向陈赓汇报。陈赓起初还不信，连说“胡闹”，后来才知道真的是胡志明来看他了。本来穿着背心、大裤衩在院子里乘凉的他赶紧换了身衣服出来。只有几岁的知涯对这个长胡子老头特别好奇，爬到胡志明身上揪他胡子，陈赓赶紧把他拉下来，胡志明笑着说没关系。

　　“胡子爸爸”

　　1951年，11岁的宋勤与8岁的妹妹宋小平到昆明看望父亲时第一次见到陈赓。那时她们的父亲宋任穷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陈赓则是云南省军委会主任、省主席。第一次相见，陈赓就伸出双臂把姐妹俩紧紧揽在怀里，一下子就打消了姐妹俩的陌生感。因为陈赓络腮胡子重，长征时就有人称他“胡子”，于是陈赓成了孩子们的“胡子爸爸”，夫人傅涯顺理成章成了“胡子妈妈”。

　　宋勤与妹妹小平后来离开父母在北京上学，那时陈赓一家已搬到北京，于是姐妹俩平时住校，到了星期天、节假日，就到灵境胡同的陈赓家，一直到1955年宋任穷调到北京工作。实际上，这也映照了老一辈在那个特殊年代结下的一份特殊情谊。陈赓与宋任穷是多年的搭档，也是配合最好的一对，“没经历过战争年代的人也许永远不会理解那种生死之交”。

　　即便已近半个世纪过去，提起“胡子爸爸”，宋勤和小平仍沉浸在一片温暖的回忆里。“我们两人都愿意黏着胡子爸爸。有时伯伯累了，和衣躺在床上休息，我们就凑在他床边，在他的头上摸来摸去，数数他头上有几根白头发。有时还把耳朵贴到他肚子上，听里面是不是有小孩了……”50多年后，想起当年那些故事，宋勤与妹妹小平仿佛又回到了在胡子爸爸身边那幸福快乐的日子，这种感情早已超越了亲情。而那时年龄更小的宋小平，对胡子爸爸似乎也更多了一份依恋，以至于每每提起陈赓，她的眼泪总是忍不住夺眶而出。

　　陈赓家里后来又来了一位特殊的小客人——“云南王”卢汉的女儿卢国梅。陈赓是偶然间听卢汉提到，他的女儿正独自一人在北京上学，有心的陈赓回北京后便派人颇费一番功夫找到了卢国梅，将她带到家里。其实，陈赓的小院并不大，卢国梅与宋勤、宋小平姐妹俩就住在陈赓办公室安置的一张双人床上。当陈知非留苏回来要结婚时，陈赓又把东厢房让给知非一家住，虽然略显拥挤，但热热闹闹的一家人也让人羡慕不已。

　　“胡子爸爸并不经常回来，但他一回来就替我们安排得好好的。”陈赓有时带着孩子们逛东安市场，到稻香村买点心，或者去西单小剧场看新凤霞的《刘巧儿》，有时陪孩子们看电影中途被叫走，陈赓还怕孩子们受影响，特地跟孩子们商量散场后怎么接他们……

　　那时候，知庶、知涯没有出生，知建、知进还小，年龄稍大的宋勤成了孩子王。“我们几个孩子经常把皮沙发的垫子撂起来，像滑梯一样滑下来，在家里、院子里疯跑、捉迷藏。”有时几个孩子又和衣钻进一个大棉被里，让大人们隔着棉被摸脑袋猜是哪个孩子……到开饭时，几个孩子围坐在大圆桌前，淘气归淘气，但大家都懂得礼貌和秩序。

　　有一年发生了流感，怕睡在一起的三个女孩子互相传染，陈赓特地在临睡前关照她们几个戴上口罩。早上起来，卢国梅感觉什么东西蒙在脸上了，伸手抓开一看，原来是一夜之间被拱到鼻梁上的口罩，再看看宋勤姐妹，也是如此。三个小姑娘哈哈大笑，然后立即去找“胡子爸爸”，“质问”他为何出这种坏主意，“难道他有满脸大胡子就可以不戴口罩吗？”

　　表面上看，一向爱开玩笑的陈赓是个粗犷豪放之人，但实际上，他是位感情丰富而细腻的人，即便对孩子，亦是如此。

　　1954年“五一”节，在学校参加完一天集体活动后的宋勤，晚上回到陈赓家。陈赓带着一家人和她的妹妹小平，刚好从天安门城楼看焰火回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讲天安门城楼的见闻。宋勤难免有些失落，她知道，天安门城楼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上的。陈赓一下子觉察出她内心的情绪。于是，还没来得及休息的陈赓又专门带着宋勤去了天安门。夜色微凉中，14岁的宋勤终于如愿以偿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每每想起善解人意的胡子爸爸，宋勤至今都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

　　为了这次接受采访，宋勤特地带来了珍存多年的胡子爸爸送她的那个日记本，日记本的扉页上写着:“送给宋勤——你的志愿军伯伯陈赓。”日记本外面被宋勤精心地包着一张纸，尽管这张纸已有些斑驳，宋勤小心翼翼的样子，也令人感动。

　　提起胡子爸爸，已60多岁的卢国梅与宋勤、小平姐妹都感慨连连，总是觉得语言或文字都表达不了她们内心深处那股深深的感情。1954年1月，“胡子妈妈”在医院生了小庶，正好也快到了春节，几个大孩子上街买回了红、粉、黄、蓝等各色彩纸，自己动手裁、剪、粘等，做成一串串彩纸环，交叉悬挂在客厅上空，又在其中点缀了一些小灯笼。剩余的彩纸剪成碎末，撒在花砖地上。当胡子爸爸与胡子妈妈抱着刚出生的小庶进门时，一推开房门，孩子们一齐又喊又跳欢呼起来……这一幕成了停驻在宋勤、小平、卢国梅这些孩子们心中永远的温暖回忆，直至50多年过去，再回忆起来，两人在你一言我一语的快乐讲述之后，又不约而同地陷入了略显伤感的沉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