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的前世今生

　　“大话”燃烧的岁月

　　说到恶搞，周星驰是无法绕过的一个人物。周星驰十几年之间主演过将近五十部片子，如《唐伯虎点秋香》、《九品芝麻官》、《国产凌凌漆》、《大内密探零零发》等等，之初他的搞笑始终处于“主旋律”和“肥皂剧”夹缝中，在传入大陆更是被看作庸俗闹剧。

　　在1995年即便在香港本地，他公映的《大话西游》也是票房惨淡。但在1998年前后的国内校园BBS上，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大学生们用一种恶搞精神，对《大话西游》进行了详细的解读，进而无厘头变成了有来头，周星驰的作品被关注成“大话现象”的主流舆论并过度阐释为后现代解构主义，披上了时髦的外衣恶搞不再以平民化的娱乐内核“裸奔”而遭到白眼。

　　周星驰的无厘头式恶搞，却非一般勇气所能承受，他藐视一切道貌岸然的东西，放胆嘲骂一切正统的文化形式，敢发出一切不雅的哭笑声，不拘教条随意丢丑，为平民找到了一个发泄的突破口。恶搞的成功是后现代主义表现于电影中的至高点，无数青年都是在恶搞的笑骂、自嘲中长大，周星驰的恶搞所赋予电影的力量和含义已非类型片所能覆盖，而是一种寄身于银幕上的文化。如今你随口说一句“I服了YOU”、“你妈贵姓？”就会有志同道合者会心一笑。

　　周星驰的电影为恶搞文化在中国大陆的生根发芽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奠定了话语基础，但恶搞并非周星驰的专利发明，爆笑文化自古以来就存在和流行，它是一个基因混杂体。

　　恶搞它是个“杂种”

　　对本身就拼盘色彩十足的后现代意味的恶搞，中国的恶搞文化显得尤为庞杂。时下红极一时的恶搞文化其实是一种舶来品和中国古既有之东西的杂交。

　　追根溯源，恶搞文化又称作KUSO文化，是一种经典的网络次文化，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了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这种新文化然后再经由网络传到香港、继而传入内地。KUSO这个词和英语中的SHIT相似，用于发泄不满情绪时的口头语，意思是“可恶”或“遭透了”。KUSO在日本原来在于教导游戏玩家在购入一个超烂的游戏时，如何可以玩得更开心，也就是“烂Game认真玩”的意思。现今恶搞更多地是指一种心态，人们用调侃、嘲讽或是游戏的心态对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作品进行解构的另类创作风格。

　　恶搞的主要手法是戏仿，戏仿的对象一般是大家熟悉的东西，不是经典就是流行。戏仿的在历史上源远流长，它在传统文化也充斥着。当年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即是对传说中神话的戏仿。被鲁迅先生称为“出于作者之游戏”的《西游记》在明末清初年间也有大量的诸如《西游补》的戏仿之作。在中世纪的欧洲戏仿式恶搞更是比比皆是，在《唐吉诃德》、《巨人传》中连庄严的骑士礼仪和神圣的《圣经》文本都被戏仿。

　　恶搞还有种重要形式就是复制拼贴，它在互联网上备受网友们的青睐。在网上随意就可以找到无穷多的画面，猥琐男、小胖、芙蓉姐姐们照片被任意地组合，变成让人爆笑的明星偶像、电影海报什么的。

　　其实早在1919年法国艺术家杜尚就恶搞出著名的“胡须版蒙娜丽莎”，他在巴黎街头买了张复制的《蒙娜丽莎》，拿起画笔在微笑的大姐脸上随手涂抹几下，便产生当时著名的有恶搞之风的热衷于恶作剧的“达达主义”。

　　望远镜

　　烂草莓奖——戏仿奥斯卡金像奖，为垃圾电影有出头一天的奖项

　　烂草莓奖又叫金草莓奖，由约翰-威尔逊在1981年设立，由“金草莓奖基金会”组织评选，是与奥斯卡唱对台戏、专评好莱坞最差影片和最差演员的奖项，每年评选一次。得奖名单在每年3月24日即奥斯卡颁奖前夜公布。

　　达尔文奖——恶搞达尔文"进化论"，以每年"最愚蠢的死亡事件"而著称

　　由美国人温蒂诺斯喀特于1994年创建，之所以被命名为“达尔文奖”，是因为达尔文认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而达尔文奖正是为了赞赏那些“为了人类进步、而以相当愚笨的法子将自己从人类中除掉的男女而设立”。2006年度“达尔文奖”大奖得主居然是一名大活人：一英国男子在赌球赌输之后，回家就把自己给阉了。

　　三角演义

　　恶搞亵读了谁的眼球？

　　周为筠

　　从《馒头》、《武林外传》到《小强历险记》，这些都让人忍俊不禁的网络文化风潮持续展开的结果。网络拉动恶搞风尚已经掀动了潮流，给了我们无限的想象的空间，应该说我们正处于一个恶搞的年代。这里的“搞笑”一面是对于已出的宏大作品的戏仿；一面是古今中外的乾坤大挪移。

　　恶搞从互联网普及那一刻起就备受人们热烈追捧，从前几年流行的PS换头游戏，到如今视频恶搞的风潮汹涌而至，我们不怕鼠标因频繁的复制、粘贴而罢工。搞笑、反讽、解构，只要你不怕过量笑声产生足量皱纹，就可以找到无穷多的段子——文字的、图片的、音频的、视频的，在某种意义上将这种现象视为新型的娱乐精神和权利。

　　当人们热衷于享受这种传统媒体上所看不到的颠覆性语言、情节所带来的快感，也因此引发一场关于恶搞娱乐和法律底线的争论。陈凯歌坚定状告网络短片《馒头》立场，表示要对作者胡戈一告到底，并质疑胡戈其人的道德。在“小馒头”胡戈被陈导的“气焰”威逼时，大众舆论无条件地站在了胡戈身边，那场面是“相当”的壮观！

　　胡戈几乎全民性地被追捧为有划时代的意义，体现的是中国人头一次对“恶搞”的坚决肯定。看来做作为后现代解构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的恶搞是民心所向，只要不是恶意伤害人身权利，在如今有点好莱坞化的社会大环境下都是被包容和拥趸。

　　恶搞的后现代主义在破除现代主义形成的“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结构后，确立了以大众文化为主潮的草根文化。无论是古典式的贵族文化，还是现代性的精英文化，在后现代时期，都将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地位。恶搞没有宏大叙事，混淆古今中外、杂糅南北东西，追求一种平面性的、没有深度的想象力；对过去的作品放肆地挪用和戏拟，决不一本正经、高高在上；往往看的时候淋漓尽致地“过把瘾”，看完后没有太多意味深长。

　　我们告别“现代性”的“悲情”的后现代的恶搞主导日常生活文化的时刻来临了。恶搞折射了文化的多面性，搞笑、轻松一方面可能使得我们的文化出现肤浅化，有人认为这是文化的堕落。但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充满乐趣和拥有平和的心态，让我们在激烈的竞争和奋斗的处境中得到一种放松的和谐感，也有人认为是新纪元的拓展。

　　其实这些恶搞的出现当然不是经典性的文化展现，但它们却是一百年来我们充满悲情和苦难的文化中难得看到的新东西，它的文化意义显然不全是消极的。尽管这些作品还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但无论如何它们提供了一种轻松、乐观、充满想象力和灵活性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