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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合肥代表团考察了济南高新技术开发区。前排左三为山东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姜大明，左四为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
吴 莹摄
这个盛夏，合肥人怀揣着强烈的发展愿望，与近在咫尺却感觉遥远的济南，有了一次贴身接触，也让人们有机会细细打量着“济南发展之真”、“合肥崛起之策”
身处“东部军团”的济南，和正在奋蹄扬鞭的“中部军团”合肥，他们“和而不同”的发展之路，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竞相跨越、赶超比学的一个写照
合肥人见贤思齐向“老大哥”请教
何聪：8月13、14日，天气闷热，一个由合肥市委书记带队的由市直、开发区及县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组成的百余人“取经团”，来到济南，零距离地感受学习济南。
何勇：济南与合肥，感觉上很遥远，其实两个城市同是毗邻省份的省会，又都属于华东，有着地缘的亲近。不过，我还是有疑问，合肥为什么会选择济南？
何聪：近年来，合肥市委、市政府加大了前往发达地区以及中部省会城市等地调研学习的机会，用他们的话说，要“纵比超历史、横向赶周边”。几乎每一次学习考察，都让合肥党政干部体会到，“按部就班加快不了发展，慢条斯理实现不了跨越”。
这次大规模、高规格地到济南学习考察，还有特别意义。在济南，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坦言，他们是“怀着见贤思齐、虚心求教的心情，来到泉城济南学习考察，求济南发展之真、务合肥崛起之策”。两天学习，“是合肥为了迎接第九次党代会召开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思想大解放活动”。他说，“济南老大哥强劲的发展态势使我们感触很深。”
何勇：济南这几年的发展态势确实“强劲”。济南发展较快，基础也好，相比合肥，它的大企业多，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更发达些。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作为人行九大分行之一，监管着山东、河南两个人口大省的金融。可以说，济南作为跨省域金融监管中心、票据中心的地位初步确立。在鲁、冀、皖、豫4省中成为业务量最大、机构数量最多、业务种类最齐全、服务功能最强的城市。
何聪：从济南回来后，8月19日，合肥市委中心组举行专题理论学习会，20多名县区及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争相发言，总结了济南四个特点：“大”——手笔大、投入大；“快”——行动快、见效快；“实”——工作实、作风实；“新”。从大家的发言中，我感到合肥人从中看到了差距，他们一致认为，合肥必须不断提升发展理念，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在区域发展格局中谋划，提高省会经济首位度，实现跨越式发展。
两个昔日“县城式的省会”正在旧貌换新颜
何勇：有一点可能对合肥有启发意义。世纪之交，济南也曾面临经济发展不快、城建水平不高的窘迫。
何聪：当时情况是怎样的呢？
何勇：小鸭、轻骑等“经济名片”式的企业一蹶不振，资本市场融资困难，辉煌慢慢散尽；新的大企业羽翼未丰。城市脏乱，有人讥讽为“全国最大的县城”。济南人自己的精气神都提不起来了。有人下了济南机场就怀疑：这是全国第二经济大省的省会吗？
2004年初，山东省委、省政府提出“三个突破”：东部突破烟台，西部突破菏泽，中部突破济南。几乎同时，时任省委组织部长的姜大明主政济南，擅长经营城市、管理城市的鲍志强辅佐，这个有着3000年光辉历史的古城开始凤凰涅槃。今天的济南，的确亮点频现。
何聪：那天晚饭后，你带我在济南兜风，车辆川流不息，燕山立交桥下树影婆娑、鲜花怒放，纳凉居民穿行在其间人行道上，好不惬意。高架桥连接市区与绕城高速，极为便利，确实让人感受到城建的大手笔。
济南曾被人讥讽为“全国最大的县城”，可你知道吗，合肥也有过类似外号。合肥是1952年从5平方公里5万人口的县城基础上发展而来。道路窄，城市建设规划水平低，违章建设多，挨着马路建门面房一度是城市的显著特点，许多外来者甚至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称合肥是“做大了的县城”。
何勇：想必合肥也和济南一样，在改变省会城市面貌上下了很大功夫吧？
何聪：是。去年3月底，孙金龙到合肥当市委书记后，就下定决心“大拆违”，全面拆除1000多万平方米的违章建筑。今年5月1日，在包河公园举行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树碑仪式，一篇辞藻古雅的《包河园碑记》记录了一年间集中查处违法建设的“风暴”。在市民的“口碑”中，这一改变市容市貌的“革命性事件”被浓缩为一句话：“拆违前像县城，拆违后像省城”，拉开城市大建设的序幕。目前，合肥到处是工地，道路在拓宽，城市框架在拉开。
这次“大拆违”对合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感到，很重要的一点，是使老百姓气顺心齐。也正是从合肥领导层的视野、决心和执政能力上，市民们普遍对合肥“141计划”产生憧憬，充满信心。
何勇：什么是“141计划”？
何聪：这个计划就是：未来几年，合肥改造提升老城区，在主城东、西南、西、北方各建一个城市副中心，沿巢湖逐步兴建一个生态型现代化滨湖新区。
不仅拆了外在的违章建筑，孙金龙这个“指挥家”还在将“拆违”引向深入，拆“内在的违”。这就是正在合肥掀起的效能建设风暴。他们提出，要把合肥打造成中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审批环节最优、办事效率最高、服务意识最强的城市之一。决心之大，孙金龙干脆就说：“用商鞅变法的精神，来一场效能革命！”
在新一轮发展中寻找自己的路径与目标
何聪：合肥的领导干部对济南近年来的功能定位也很有兴趣。
何勇：这也是济南城市新的发展思路。济南市主要领导认为，制约济南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县域经济整体实力不强、发展不平衡。因此，在城市发展上，市委提出了“提升中心区，带动近郊区，突破远郊区”的总体思路。在城市经济发展上，提出了打造“省会经济”，也就是发展总部经济区，集中发展金融、现代物流等服务业。在区域上，提出“省会经济圈”，增加对周边6个地市的影响辐射和带动能力。
何聪：思路的根据是什么呢？
何勇：和合肥一样，济南这座城市没有港口，倚城而去的黄河悬河，与其说是母亲河，倒不如说是一把悬在头顶上的利剑更贴切，不但指望不上，每年夏天还要万分小心。济南主要靠铁路、公路和空港，不利于物流的大进大出，大吞大吐。所以济南在工业发展上，除了传统的以济钢为代表的冶金外，重点发展交通装备、电子信息。这三大产业的销售收入已占到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50％左右。特别是电子信息产业，“十五”以来，平均以每年28％的速度递增发展速度高居各产业之首。济南还是全国最大的服务器生产基地，以“浪潮”为代表的电子企业，创新能力很强；作为软件基地，济南的产值和影响力已经占据全国第二的位置；以齐鲁软件园为龙头，中创等企业在国内相当有发言权。
现在的济南，经济的发展应该说渐入佳境，但也不是说一劳永逸了，前进中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国有企业比例过高；投资环境仍需进一步优化；政务效率还需提升；经济外向度还不理想等等，这些都不是一年半载能彻底改变的，还需慢慢爬坡。
何聪：不过论压力，合肥就要比济南大多了。安徽居中偏东、连南接北，看东部，尽是发达地区；向西看，中部六省城接踵起跑，合肥是“老小”：ＧＤＰ总量、人均量排在末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垫底。合肥如不铆足劲赶，会被甩得更远。
所以，现在合肥干部都铆足劲。有一个细节，孙金龙是全国劳动模范，他的工作节奏、敬业程度和拼搏精神可想而知，书记都这样带头了，各级干部哪敢偷懒？有一阵，大伙儿都叫压力大，孙金龙就说了：“只有干部睡不好觉，合肥人民才能睡得好觉。”合肥市市长吴存荣比孙金龙小1岁，都是60年代出生的年轻干部，干工作有思路有办法，也是个“拼命三郎”。
何勇：合肥发展的具体目标是什么？
何聪：合肥领导认为，合肥经济总量同先发地区有差距，但是，发展速度不能有差距。要比全国全省快，力争主要发展指标在中部乃至全国省会城市位次前移。高兴的是，今年上半年，合肥的ＧＤＰ总量达到460多亿元，增长16％，分别比全国、全省高出5．1和4．1个百分点，创近10年来同期最高增速，列中部省会城市之首，全国省会城市第3位。
特别要说说“合肥都市圈”。这是未来安徽省城市化的核心地域，包括合肥市区、长丰县、肥东县、肥西县、淮南市区、巢湖市区、六安市区、舒城县、寿县、庐江县等4市6县的全部。淮南将作为合肥市的能源战略伙伴，六安作为合肥市的水资源战略伙伴。整个都市圈是希望能成为“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徽省首位核心都市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向西辐射的重要门户、以科教文化型为主要特点的城镇群”，成为长三角次级中心城市，并且与武汉都市圈、郑州都市圈、南昌都市圈等共同带动中部崛起。
两个人与两座城——“群众观”也是“政绩观”
何勇：从你介绍看，我感觉，合肥与济南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都重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看重社会的和谐，善于做群众工作。当然，这个特点，恐怕又与姜大明、孙金龙两位省委领导兼省会市委书记的工作经历有关，两人都曾担任团中央重要职务，同是做党群工作出身。
不管是中部的合肥，还是相对发达的济南，“发展”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关键看怎样发展。现在的发展好比队伍行军，不能单兵突进，要齐头并进。就东部来说，“一部分人”已经先富，后面的问题是妥善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等敏感问题，确保大多数群众能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何聪：姜书记的“群众观”是怎样的？
何勇：他信奉这样一个观念：“感情决定立场、决定价值取向。”“不论搞改革、促发展，还是保稳定，都必须以不损害群众利益为‘底线’。”他的“群众观”在本报“声音”栏目报道后，反响很好。他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多次对全市干部强调“纵观党的发展史，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危险是脱离人民群众”。
何聪：说得精辟。做得又如何？
何勇：我的感受是，济南市对群众工作格外重视。今年开了改革开放以来全市的第一个群众工作大会，制定出了4个维护群众利益的机制，简单说，就是：为群众办实事，办什么事要向群众征求意见，办事过程请群众监督，办事效果由群众评议。
比如，济南每年都有100件实事，每件事情由哪个部门负责，负责人是谁，办事目标是什么，都在媒体公开。效果如何，还要在媒体一项项刊登，由群众投票打分。由于公开，市民满意度都很高。像治理小街小巷，政府投入并不多，仅不到2亿元，但群众得实惠很多，986条小巷被治理，受益人群几十万，多数是低收入群众，也赢得了民心。
这样的工作就是不光会干，还要“巧干”——当然这不是投机取巧，而是以最小的执政成本取得最好的执政效果。执政也要讲究成本核算啊。
这种工作方法，不但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也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提升党的形象。现在的济南领导人，在民间口碑非常好。
何聪：这方面，孙金龙和姜大明，合肥与济南，确有相似之处。
2005年4月，到合肥不到一个月的孙金龙率领合肥市展开党政领导干部开门大接访活动，市领导开门接访14天，共接待群众来访231批522人，有效遏制了群体性事件上升势头。我这里有个统计：2005年1—12月，合肥市群体性事件的批数和人次同比分别下降56．05％、69．58％，今年8月16日起，合肥党政领导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制度正式启动，市党政领导每周三上午接待群众来访。
许多市民评价孙金龙到合肥的2005年，新官上任成功地烧了“大拆违、大接访、大招商”三把火。“大拆违”几乎是零上访和零投诉，没有发生群体性事件，“大接访”畅通民意反映渠道，有效处置矛盾，化解不少“老账”，“大招商”招徕了不少金凤凰，赢得了市民的认可和高度评价，这是个干事的书记，是个真敢干事，敢碰硬、善打硬仗的书记。这三把火塑造了合肥形象，改善了合肥环境。
何勇：“一把手”的执政理念和做事风格，很多时候的确会对一座城市的发展轨迹起很大作用。不过，没有一个埋头干事的干部群体，没有一个团结和谐、力争上游的领导班子，也很难把好的想法付诸实践。
何聪：是的，中部与东部的差别，很大程度就在于人的观念、干部的作风。我觉得，孙金龙力倡的“效能建设”，正是设法把一个人的目标变成全体干部的一致目标。还有一个细节，合肥今后不刻意开展“为民办实事”活动，但政府的每一项决策，每一项工作都坚持将解决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问题当成大事来办，做到真正实在意义上的“为民办实事”。
何勇：这些想法、做法，同样值得济南乃至全国其他城市借鉴。期待着济南与合肥，都能够抓住现在这种良好势头，发挥好省会的作用，又快又好地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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