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电影周在美国纽约隆重举办，开幕式上放映了新近摄制的故事片《茉莉花开》，那些探索的语言，失魅的镜像引起业内人士广泛关注。

　　这部由侯咏执导的影片《茉莉花开》改编自苏童的中篇小说《妇女生活》。导演于此时此刻将摄影镜头指向这一编织于二十年前而且并无异样华彩的文字段落，其间究竟隐蕴着何种超乎导演个人喜好之上的社会文化逻辑？当影片以绚丽的图像重组文字性叙述之时，原著遭遇了编导何种匠心支配下的重要改动？最后，此一改编实践引发了我们关于“全球化语境中当代中国电影发展”的何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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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咏曾经担纲张艺谋执导影片《我的父亲母亲》的摄影，显然，“张艺谋方向”的样板意义鼓励了侯咏将目光瞄向国际电影节的雄心，并为其提供了足可参照的艺术规范。侯咏的《茉莉花开》着眼于都市想像的建构自然不失精明，不过这种精明也是群体性的——新世纪以来，打磨中国城市镜像的新锐导演显然并非侯咏一人，真可谓时势使然。从上述考虑出发，小说《妇女生活》因为立足于都市上海的空间背景讲述一家三代女性穿越中国现、当代历史的特定内容，便自然而然地从苏童重绘乡土中国的“枫杨树系列”、追忆少年生活片断的“城北地带”以及表述个体古代想像的“新历史小说”之中凸显出来，成为贯彻其“全球战略”颇为理想的文本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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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对于小说具有重要意义的改动共有以下三处：

　　一、影片以《茉莉花开》的片名取代原著题目《妇女生活》，同时，婆孙三代女主人公的名字也由原著中的的“娴”、“芝”、“萧”改为“茉”、“莉”、“花”。事实上，最早由晚清留学生在国外唱响的《茉莉花》早已像“瓷器”一样成为西方识别中国的文化符码，“茉莉花”无疑可以激活并融入西方人关于中国的文化想像，所以，编导煞费苦心地将此标签由外而内地贴在影片之上。

　　二、在《妇女生活》中，“芝”（即影片中的“莉”）的丈夫邹杰奸污了十四岁的养女“箫”（即影片中的“花”），电影中仅是“莉”的幻觉而已。经此改动，“莉”便不再如同小说描绘的那样由于丈夫的无耻背叛而精神失常。那么，导致其精神失常的诱因究竟是什么？可以看到，因为抹去了来自于家庭的伤害，影片自然而然地走向对于“莉”处身于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批判。但是影片却往往以特写镜头浓墨重彩地表现“莉”面对此种话语符号时的困惑与挫伤——意识形态导致人性的压抑乃至于异化，这无疑是西方对于中国的凝固想像。

　　三、影片于小说之外新增的“花”雨中分娩的场景才是全片高潮之所在：因为丈夫已经离去，“花”在临产的雨夜只能独自拖着沉重的身体赶往医院。然而，就在距离医院一步之遥的空旷街道边，分娩的时刻要命地降临。随着婴儿一声响亮的啼哭，暴雨骤停，天光放宽，世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静谧与温馨，“茉、莉、花”经过半个世纪的苦难旅程，终于在融入全球、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时代傲然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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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承认“条条道路通罗马”，那么，张艺谋、陈凯歌以虚幻的中国镜像获致西方认同的文化策略当然值得充分肯定，他们的努力毕竟使得中国电影成为国际影坛不可忽视的存在。但是，值得着重指出的是《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等影片为全球化时代提供的异质性空间景观的新异性，正因为如此，上述影片才能收到令西方人耳目一新的奇效，从而大获成功。返观《茉莉花开》所营造的三个时代的中国镜像，无论是上世纪30年代的浮华颓靡、50年代的政治压抑，还是80年代的人性复苏，都未能在既有想像止步之处推陈出新，另辟蹊径，因而注定只能面目晦暗地淹没于新世纪以来大量的同类影片之中。

　　随着当前中国更深地融入全球体系，笼罩于中国形象之上的“神秘”雾霭日渐消散，由此，“文化中介”式的操作也日渐失去转换的余地。近年来，伊朗、越南、泰国的影片逐渐获致国际电影节的重视，其间运作着同样的文化逻辑——这是全球化眼光重新发掘的异质性文化镜像，它们提供了新的兴奋点，其意义与二十多年前问世的《黄土地》并无二致。

　　从好莱坞的影片模式来看，明晰有力的主题、紧张曲折的情节、宏大精美的画面，三者缺一不可，而决不仅止于所谓的大制作、大投入、大场面。事实上，对于资费浩瀚的《英雄》《十面埋伏》《无极》等影片之工于画面而粗于主题与情节的评价早已成为多方共识，可是《茉莉花开》却依然因袭旧制；泛泛落实于人性赞歌而导致的主题空疏薄弱自不待言，三代女主人公的人生故事更是平淡苍白、粗枝大叶，由此，即使画面考究，也无法真正通达人心，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