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人作文说话，当遇到不雅名词或动词之时，文章中画个“×”，言语中以委婉语代之，总之有所忌讳，不能让别人觉得自己粗俗无礼，也是不使读者或听者脸红、别扭、尴尬、不愉快的意思。比如在宴会正酣之时突然内急，给邻座说，“对不起，我去洗个手”，而不说“我去拉屎”，即此之谓也。

　　但是野蛮人对于文明人平常最忌讳的、关系到性和性活动的两个名词和一个动词，却最感兴趣，几乎把它们当成口头禅，恨不得每一句话都带上一两个这类字眼儿。舒圣祥在《检察日报》8月18日第6版《将秽语收入字典是对子孙的犯罪》一文中所说的“比赛现场的万人齐‘×’”，即是一例。舒先生说，一本新出的字典将“鸡”的第二释义定为“妓女的贬称”，不妥，因为这“意味着正统文化对‘秽语文化’的接纳”，他同时举了“万人齐‘×’”这个例子。这个×，咱们一般人不得不提到时，只忸忸怩怩地说“那事儿”。

　　我认为舒先生的看法有些偏颇。

　　字或词反映社会存在。字典或词典是字或词的总汇。字典词典因读者对象不同而对字或词的收入有所偏重和取舍，却不因字义或词义本身的性质而取雅去秽——那就等于去掉了一部分社会存在。比如2005年版《现代汉语词典》第68页收了俗称女性生殖器官的ｂｉ（一声），第313页收了俗称男性生殖器官的ｄｉａｏ（三声），第136页收了俗话所说男女性活动的ｃａｏ（四声）。字典词典收这类字或词，是因为客观上有这类称呼或说法，是用于检索、释义的，并非倡导、鼓励人们无分场合去乱说的。人们既不会因为字典词典不收这类常见的俗称或通俗说法，就不去说这样的话，也不会因为字典词典收了这类常见的俗称或通俗说法，而更多地说这样的话。你可以教育不文明者像文明人那样去说话，即万不得已之时使用委婉语，却不应该诅咒或封杀字典词典。

　　据说学外语，一旦熟练掌握了所学语言的街巷熟语、市井俚语，才算学到了家。举一个例子：一个初学汉语的老外听两位北京爷们侃大山，其中说到“鸡”什么的，他只知家禽鸡，可是它与这个话里的“鸡”对不上号，去查字典，字典里没有更多解释，那他的汉语水平，也只能停留在书面语上。

　　1972年版《牛津英语词典》即收了表示性活动的“ｆｕｃｋ”一词，天也没有塌下来。咱们看施瓦辛格在原版电影里每到气急败坏之时，就大骂“ｆｕｃｋ”。如果你一头雾水，那就查《牛津英语词典》吧。可如果新《牛津英语词典》像1933年版一样保守，不收这个词，你隐约知道这是个“烂词”，又不好意思问别人，你就永远纳闷着吧。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前些天有人以涉“蔑称”之嫌，反对将“打工仔”一词收入词典，这也是无视事实了。难道当下没有“打工仔”一说？至于它是不是蔑称，词典编纂者自然必须做出解释。不管怎样，你不能反对这个词“入典”。字典词典只要对字或词的释义正确，它们收什么字或词，都是无罪的。

　　“秽语就是秽语，它永远都无法成为支撑新话语的脊梁。”这是舒圣祥引朱大可的一句话，我同意。但即使它是垃圾，你也须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垃圾，才好避之唯恐不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