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海淀区清河镇一条百米长、两三米宽、即将拆迁的胡同，居民贴满了“请卖淫者离开，还胡同纯净天地”的标语。此举缘于这条胡同，每到夜幕时分，几十名打扮妖艳、举止轻浮的女子就聚集于此，对过往行人做出挑逗性动作。更严重的问题是，与北京市二十中学相邻（《新京报》8月24日）。

　　男生经过那条街时，“都不敢抬头”。这样的环境，怎能不影响孩子的成长？一个负责的母亲无法不担心孩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于是附近居民自发贴标语，这个本该由公安等相关部门出面管理的事情，却要居民动手驱逐，个中滋味实在耐人寻味。有同样苦恼的家长不只是北京这个胡同的居民，有例为证：“番禺某花园业主网上激辩：维护家园安宁，能否拒绝‘小姐’进住？”（《羊城晚报》7月4日）。

　　作为身边有未成年子女的家长，谁不知道居住环境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家住在名校附近和住在菜市场或者臭水沟附近能一样吗？古人早就有言，“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正因为如此，坊间一直有“孟母三迁”的故事流传。孟轲的家附近是否也靠近了“红灯区”，我没有看到相关的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孟母一再搬家的原因就是“怕孩子学坏了”，所以选择“择良邻”而处。后来众多母亲为了孩子的健康着想，一再搬家，为的就是“择”个好“邻居”。当然，随着现代都市人邻居观念的淡薄，“择邻”变成了择环境。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海淀区那条胡同的居民在自发贴标语后仍然不能驱逐“小姐”的话，那么有的家长可能无奈地搬家，有的甚至“三迁”，可是“三迁”的成本有多高知道吗？但如果和孩子的成长成本比起来，“三迁”又算得了什么呢？

　　忽然想到媒体热议的“孟母堂”。上海“孟母堂”事件以来，教育部近日首次作出回应，认为类似“孟母堂”的全日制现代私塾违背义务教育法，应予取缔。“孟母堂”发言人坚持不会放弃，并将提出行政申诉。对此，家长们站在支持“孟母堂”这一边。（8月24日《东方早报》）“孟母堂”的学生必读《诗经》、《楚辞》、《幼学》、《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等，用“孟母堂”的创始人吕丽委的话说：“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满身伤痕地从学校来到这里。他们只能是一小部分优秀学生的牺牲品，最后就成了我们现行高淘汰率教育选拔机制的残次品。”和注重数理化、计算机和外语等生存技能培训的当代教育相比，“孟母堂”确实是对当下大一统的教育模式的反叛。“孟母堂”为什么赢得那么多家长的支持？因为家长们很清楚现代教育体制的缺陷，与其“三迁”，不如送子到“孟母堂”补传统文化的课。正如晓宇所说，从“孟母堂”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孟母三迁，为的是教育的主导权，“孟母堂”所代表的也不过是学生家长从现行教育体制中对教育主导权的争夺。而社会公众在关注这一争夺的过程中，发泄对现行教育制度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