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25日，广东佛山某派出所在接到“有人持刀砍人”报警后，两民警没带枪和对讲机出警，导致在警察眼皮底下发生了一死两伤的惨剧。事后两警察被开除公职，并以玩忽职守罪分别领刑。（8月25日《信息时报》）

　　两名警察应为此惨剧担负多大的责任？警察应不应该不惜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这样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热议。有人认为，如果警察在场也无法制止犯罪保障安全，要警察何用？有人则认为警察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家庭负担，故对警察不能要求过高……笔者发现，追问和反思陷于一个伦理困境。

　　可我在想，如果连这样的问题都没有答案，则公民的安全保障将被置于虚空之境。笔者认为，之所以讨论陷于困惑，是因为讨论的角度出现偏差——面对歹徒行凶，警察到底应该前进还是退缩，应不应该“履险”，更应该从职业精神的范畴予以讨论，而不是只从道德伦理的角度进行判断。

　　当然，面对为他人流出自己的鲜血乃至死亡，人们首先容易想到的是对这种行为的道德肯定，但警察处警制止犯罪，这首先并不是对被害人的道德施舍，而是基于警察的职业精神。倘只从道德伦理角度判断，人们并无权利要陌生的他人来帮助自己，更遑论为自己付出代价、做出牺牲。但从职业要求角度，这却是可以的：人们有权利要求警察为自己提供帮助，有权利要求法院为自己主持公道，有权利要求消防队扑灭自己家的失火，有权利要求公共权力部门为自己提供一些必要的服务。

　　同样，若只从道德伦理角度，警察完全可以以自我利益为借口，避免出现在危险的场所。但从职业精神角度看，警察拒绝处警，显然是荒唐的。因为警察在从事这一职业之始，即获得了相对较高的荣誉和待遇，也同时被赋予一些特殊、但必须及时履行的职业责任。

　　以此标准看佛山的这起案件，警察被开除公职、被判刑，是有道理的。据报道，当时的情况是：凶手只有一人，且没有枪支，凶器只是柴刀和菜刀，而警察却有两人，应该说两位警察有制止犯罪的能力和可能。因此，两名警察制止不了歹徒的杀戮，即便情有可原，也罪愆难恕。以我看，以玩忽职守罪处罚，量刑甚至有些过轻。

　　当然，从职业精神标准判断警察行为，并不是说对警察的职业行为不必予以道德判断或褒扬。我只是想说，事后的道德评价与事中的职业要求，二者是并行不悖的。

　　郭之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