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阻挡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快车？

　　8月22日，《物权法》在艰难的七年中进入人大的“五审”，具体进程如何，依然充满悬念。

　　《物权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肯定它即是对中国近三十年改革成果的确认，在“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已经上升为《宪法》权利的背景下，作为具体法律的《物权法》的尽快出台本来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其历经波折之处却显示了中国改革中无比的复杂性。

　　事实上，中国经济进程中的快与慢总是令人琢磨不透。比如，资本市场的再融资刚放开，公司上市便如过江之鲫，速度之快已全然不顾根基未牢的现实，直到国航上市跌破发行价才算告一段落，背后动因不过仍是“圈钱”心态作祟，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等依然是美丽的谎言。相反的情况则是，两税并轨、金融机构退出机制等涉及市场经济根基的几步法律法规尽管时机已经成熟，却迟迟难以出台。

　　因此，把经济改革在一些方面的滞后统统归结为利益集团阻挠恐怕过于简单。纠缠于其中的既有部门利益的羁绊，也夹杂意识形态的约束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匹配，解决问题的前提就是要厘清其起因和边界。

　　强调部门利益、忽视全局利益是目前阻碍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之一，典型的例子是两税并轨。两税不一的流弊，社会各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此次并没有进入全国人大初审，据了解，至于什么时候审议，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仔细观察，中国经济中很多的“慢”莫不来源于此——个别部门就可以“一夫当关”，改革的连贯性就此停顿。此时，在这种情况在中国越来越多时，显然决策层应该有所作为，毕竟部门利益还远没有固化到难以撼动的地步。上世纪30年代，为了挽救美国经济，罗斯福曾经在百日内敦促国会通过了15项主要法律，涉及到美国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也奠定了美国长久繁荣的基础。这种政府在关键时点的魄力值得我们借鉴。

　　与部门利益相比，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也常常被用来侵扰经济的发展进程，甚至往往更具有杀伤力。北大教授巩献田的一份上书就可以使《物权法（草案）》暂时搁浅，其“这是一部背离社会主义原则，开历史倒车的《物权法》”的言论也一度可以使众人噤声。这不是个案，类似这样的声音曾经不绝于耳，未来也不会绝迹。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快与慢的最重要玄机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一方面，由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力，政府的权力反而被日益放大。可控资源的增加使政府有能力大干快上，同时又缺乏必要的约束，这是中国经济“快”的根源之一；另一方面，由于政体改革滞后，政府过于专注经济发展的效率而忽视了公平，国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而收入分配不公则又造成消费难以提振、经济转型不畅、民生问题的突出，这是中国经济“慢”的根源之一。

　　解决以上问题，根本的一点就是要贯彻小平同志20年前就倡议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当前最重要就是要规范各级政府的行为，监督各级政府部门的权力运用。温家宝总理曾经表示：“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有人人负起责任来，才不会人亡政息。”所以，当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此时，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建立一种公民直接监督政府的民主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领域中所出现的乱象，也才能真正驾驭中国经济中的“快”与“慢”。(陈伟)

　　专家:中国经济是否过热？

　　判断经济“冷热”的依据何在？ 改革开放以来，每当中国经济出现较快增长的时候，几乎就是人们争论是否“过热”的时候，并且基本上总会有这样几种不同的观点，即“过热论”、“偏冷论”、“局部过热论”、“总量过热论”，当然，也少有“不冷不热论”的。应该说，对形势的认识出现不同是很正常的现象。但需要指出的是，究竟什么是判断和衡量经济“冷热”的依据？我们定论“冷热”的依据是否科学可靠？笔者以为这方面的研究很不充分，以至于人们对形势的认识如“雾里看花”、“盲人摸象”，自然影响到现实应对策略的选择，不利于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罗奇:中国经济从2007年趋缓 全球经济即将逆转

　　什么都比不上经济繁荣的诱惑。近年全球的强劲经济增长，就像一首迷人但危险的海妖之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2003年至2006年全球GDP的平均增幅达4.8%，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为强劲的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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