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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五十六年活字印本《红楼梦》
2006中国大同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于8月5日至7日在山西大同云冈国际大酒店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有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李希凡、蔡义江等，中国各省、自治区、市和台湾地区长期从事红楼梦研究的学者，以及美国、韩国、俄罗斯、日本、意大利、瑞典、西班牙、新加坡、越南等国热衷于红学的学者和朋友，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学刊的研究员、编辑等共计180余人。
大同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有缘
本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红楼梦》与中国文化。开幕式由大同市委宣传部部长邹玉义主持。大同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曹雪芹祖先生活过的地方。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当年为官大同，是曹家功名富贵的开端。现藏于大同市博物馆的《重修大同镇城碑记》，是研究《红楼梦》的重要史证。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在开幕词中说，百年红学经历坎坎坷坷形成了几大学术流派，要真正认识和解读《红楼梦》必须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从1986年到2006年的20年间，中国红楼梦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共同举办了五次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这20年也正是红学取得重大发展的新时期。
开幕式当晚，代表们观看了特意为大会排练的名为“红楼情韵”的专场文艺晚会。上篇的《红楼情韵》红楼情浓感人，中篇的《云冈神韵》张扬石窟文化风采，下篇的《塞上风韵》由耍孩儿、二人台、北路梆子展示了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会议期间，代表们还参观了恒山悬空寺、应县木塔、云冈石窟，在华严寺观摩了与曹振彦有直接关系的镇城碑。在下寺坡街“凤临阁”里举行的书法联谊会上，与会者或品茶听晋剧，或奋笔疾书，蔡义江、林正义、王湜华、顾明塘、高旻喜等的书风令代表们大加赞赏。
韩日学者研究红学重在解读中国文化
第一场大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孙玉明主持，他把第一个发言的机会给了韩国国立安东大学中文系的崔炳圭教授。崔教授的硕士、博士学位都是在台湾完成的，博士论文便是有关《红楼梦》的。1995年在安东大学开始教授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古代小说，且专门研究《红楼梦》。近年在中国大陆、台湾发表的学术论文有《红楼作者性观及宝玉“意淫”之我见》、《红楼梦的民主思想》、《红楼梦与孔孟之道》等。他介绍了韩国学者近年来对红学的研究情况及发表的主要论文，如《魏晋风度与贾宝玉》、《红楼梦人物所反映的生活的艺术》、《红楼梦对男女关系的启示》、《从中国文人传统的“爱红”心理看红楼梦贾宝玉的心理世界》、《最近红楼梦贾宝玉研究的倾向和问题意识》、《红楼梦里面的情和淫》、《晚明文学和文人和红楼梦》等，为中国学者了解韩国红学的研究现状打开了一扇窗户。
日本名古屋外国语大学中文系船越达志博士告诉大家：长期以来，日本只出版过两本红学专著，一本是大高岩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另一本是合山究先生的《〈红楼梦〉新论》。虽然每年都有人发表有关红学的论文，可是跟别的小说的研究情况相比，从总体上来看，日本的红学研究还是比较低调的。不过，在2005年和2006年的两年中，汲古书院一下子出版了三本有关红学的专著，展现了日本红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船越达志博士对这三本专著做了简要介绍。
学术研究是科学，不是娱乐
本次研讨会收到论文60余篇，会上宣读论文45篇，另有报告5篇。3天里，代表们就古籍校勘的商讨、文本的解读、与域外文化的关系、成书历程中若干事实的探秘、早期抄本中的正文及批语的考证、《红楼梦》在译本中体现出来的文化差异及具体的“翻译策略”等等，提出了许多新鲜的观点、论证。
与会者还就刘心武引发的红学研究现象，时下颇得大众追捧的红学戏说、“泛娱乐化”倾向进行了研讨、反思。首都师范大学段启明教授强调学术规范。他说，学术规范是针对学术研究而言的。在学术史上，打破成见，创立新说，从来都是以确凿的证据为基础的。例如，清代学者阎若璩，论证《古文尚书》之伪就举出了一百多条证据。这是最根本的学术规范。而今日的“秦学”（《红楼梦》秦可卿身世揭秘）之类，则是在完全没有根据的前提下的伪索隐伪考证，根本不是学术研究。
北京大学中文系周先慎教授针对王蒙先生提出的三种研究，进一步阐释了考证研究、文学研究、趣味研究的深层含义。他以俞平伯、吴组缃等老一辈学人的学术研究为例，批评了目前文学研究中存在的娱乐色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张书才研究员就有关《红楼梦》、曹雪芹的访谈节目，时有欠妥和不实之论，谈了要加强社会责任感以免误人的重要，针对“秦学”的凭空虚造，他认为，学术研究看重证据，历史考证尤其需要坚实史料的支撑。
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李希凡和台湾王三庆先后在会上发言，他们都充分肯定了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红学发展中的贡献及其意义。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中国古典文学普及研究会副会长蔡义江在闭幕词中说，要坚持红楼梦研究的正确方向，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他强调学术研究是科学，不是娱乐，要追求真理，不能媚俗。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目前红学研究正面临着一场考验，一些红学研究被庸俗化、娱乐化，但红学研究的前景是光明的。他指出，刘心武现象给我们以启发，那就是学者今后要把红学的文章写得通俗些，生动活泼些，要易于广大群众接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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