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唐昊专栏

　　据《南方周末》近日报道，1月15日至8月22日，共有11名应届大学毕业生来到东莞市救助站寻求帮助。早前也有媒体说，广州、深圳、南京、苏州及杭州救助站人员均表示曾多次救助大学生，其中深圳的比例“不少于10％”，救助原因主要是找工作遭遇困难，或被抢被骗，最终想通过救助站来返乡。

　　无奈进入救助站，虽说带给原来并不了解社会的大学生们深刻甚至刺痛的感受，但说实话，这种经历说出去也并不丢人——朱元璋在流浪的路上都有讨饭的时候。笔者当年研究生毕业到北京找工作，也是住了两个月的地下室，在广州时也到汽车配件厂和民工一起打过铁。应该说，在年轻时吃苦受罪、遭遇挫折等经历，更有可能成为人生的财富，而不是生命的伤痕。如被救助大学生自己说的，“亲身经历过，你才能体会，人跌到最低点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不过，一个大学生进救助站是他自己的问题，但作为一个群体络绎不绝地被“救助”就是这个社会的问题了。我们不难发现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现象:前不久广州市殡仪馆招收员工，23个名额引来160多名大学生、10余个硕士前去报名；而在《南方周末》文中，更有大学生在进入救助站之前，曾到建筑工地打工。面对此情此景，再说大学生就业时眼高手低、就业观念有问题等就太不厚道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即使放低了身份，也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了。

　　但与大学生“过剩”的现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其实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每10万人中有在校大学生461人，世界平均水平为1434人，发达国家为4110人，中国只是发达国家的1/10)。也就是说，就世界范围来看，我国的大学生不是多了，而是大大地少了。但现实中却出现了大学生就业上供大于求的局面。这样悖论式的现实，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长期不正常地保持在低级阶段，经济社会需求与教育产品之间并不匹配。

　　具体说来，在目前的经济战略中，我国的经济资源大多流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外向型产业，而非立足于本土的高端产业。其结果是服务于高端产业的岗位很少、所谓“白领”的就业需求不旺；而对体力工人等蓝领型员工却一直保持着较高的需求。这也是所谓“大学生失业、技工吃香”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经济结构决定劳动力需求结构——大学毕业生不是说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他们所认定的对口的工作。

　　经济学中的奥肯法则说，经济增长1％通常会带来2％～3％的就业增长。但在中国，连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却伴随着失业率的逐年攀升，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是经济结构“升级”，而只是经济数量上的增长而已。二十年前的中国经济就是这样一个需求结构，现在仍然如此。由此带来更严重的问题是，在一种停滞不前的低层次经济结构中，无法依靠创造性的经济活动来为经济发展增添新的亮点。如果要强求经济的继续高速发展，就需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透支一些群体的未来。

　　比如，农民群体就先是被“工农业剪刀差”差去了种地的利润，又被“新圈地运动”夺走了最有价值的财产，由此成全了房地产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并一度成为暴利行业；工人的大批下岗解决的是国有企业福利养老等“包袱性”的支出，使得企业轻装“改制”，在改制过程中也“造就”了一批新的亿万富豪；大学扩招的结果是教育质量大幅度下降、大学生成为教育产业(也是暴利产业之一)敛财的载体，至于毕业后的命运则无人问津；白领阶层被房贷压得透不过气来，买一个房子，差不多都要奋斗一辈子，他们的贡献是为银行提供了大量的优质资金，解套了困扰已久的巨额呆坏账；个体户由于政策障碍而大规模减少，为大商家、大企业让路……而在此过程中，既得利益者形成了强大的保护性力量，拒绝对目前这样一个低层次、掠夺性但可以维持高额利润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任何的改良和升级。

　　许多既得利益的产业其实不需要技术创新和提供更好更多的服务就可以获取高额利润，他们不需要产业升级所必需的人力资源结构的升级(更多的大学生)，这个我们能够理解。但问题在于，越来越多的人在现代化的马拉松赛跑中掉队，将导致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城市失业加剧、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消化，消费能力减弱，经济的进一步成长难以想象；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在现代化的马拉松赛跑中掉队，意味着将有更多人不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自下而上的流动机会减少，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加剧发展。

　　事实上，一个又一个原来的社会主体人群正在变为弱势群体，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如同水患所带来的决堤一样，这个由各个社会群体所筑起的巨大坝体正在缓慢地、一步一步地自下向上崩塌。按顺序，下一个将遭遇重大损失的应该就是白领阶层，这一点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已经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验证。大学生进救助站，其实是一个警示:那种通过种种精巧的设计用拆掉下层坝体来筑高坝顶的做法，必须在这一刻停止了！

　　(作者系广州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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