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子雍

　　“革命就是请客吃饭”之谓，在我看来不过是一种调侃、一种自嘲，是众多中国人面对着那种屡禁不止的公款吃喝现象（民谚中不是有“多少多少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说法吗）所表现出来的无奈。事实上，革命怎么能是请客吃饭呢？毛泽东说得好：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事关夺取政权，白天晚上脑子里一满是调兵遣将、攻城夺地，再加上战争时期财力不足，哪里有闲暇和余钱大宴宾客！也因此，当年爱国华侨陈嘉庚率南洋华侨总会慰问团赴延安，毛泽东用只值几毛钱的客饭招待他，才成为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

　　有人讲，革命固然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命的目的却是为了请客吃饭；我以为此话显然不无道理。因为，我们的许多前辈当年之所以奋起革命，原因之一就是难忍饥寒交迫嘛！只不过需要提醒的是，革命成功以后，有了闲暇、也有了钱，请客吃饭被排上日程这挺正常，但如果过分豪华奢侈，那可就是执政者和国家的大害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在建国之初就有应该检讨之处。在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引用有建国之初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的如下一席话：“1950年2月7日，主席从苏联回来，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市委设宴招待，把最好的东西做给他吃，有熊掌、飞龙等。第一顿饭，有胡志明在座，主席吃了。回到住地，主席对我说，这么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的国家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你去交代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后来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主席很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个事。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

　　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谆谆告诫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不信请看《叶圣陶日记》中有关他在内蒙接受宴请的记载。7月31日：“夜间，当地领导人设宴款待人，菜甚好，有禽名飞龙，其肉视山鸡更嫩。有甲鱼，昨在哈尔滨尝食甲鱼，不意北边亦有之。”8月7日：“晚餐又丰盛之甚，得尝犴鼻，颇烂，有软骨。”9月6日：“初尝驼峰，其味略与鱼肚相似。又有发菜，亦称珍品。”9月13日：“吃烤羊肉，又吃骆驼之蹄筋，为平生初尝。”以上这些豪宴，发生在1961年。这一年，正值中国不少地方的百姓缺吃少穿，生计艰难。民之困顿和官之奢侈反差如此之大，不能不让人扼腕。

　　或有人问，就这么一个祸国殃民的公款大吃大喝，尽管早已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可为什么从建国之初经半个世纪到如今，不但谬种不绝，而且愈演愈烈呢？我以为怕是得从体制上去找原因。1998年，我随西安市的一位副市长去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市访问，该市市长对我们的“宴请”，居然是在大学的学生餐厅里吃自助餐。何以如此“小气”？在当地留学的一位中国学生对我说：“市长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哪怕一分一厘，议会也要严格审查，他根本没办法用公款大吃大喝。”我们中国的各级人代会，对各级官员在花钱上的审查，能严格到这种程度吗？

　　体制严管为主，再辅之以思想教育，杜绝公款大吃大喝的歪风，应该是不怎么困难的一件事。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我们中国的香港）在这方面已有不少经验。而我们的问题是，在体制严管上做得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