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乱象与社会性监管

　　上海社保案这下搞大了。继上海社保局局长祝均一被免职、并被批准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之后，上海宝山区区长秦裕涉案被查，此时距离他从市里的办公厅副主任调任区长才一个月。为了彻底查清此案，中央已经派出超过百人的调查组常驻上海。（8月27日《华商报》）

　　该案件被称为“上海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腐败案”。在社保资金操盘手们的操盘下，上海社保进行了规模浩大的投资，这里头当然有制度滞后于实践的历史背景，但凸显了决策人与执行者的冒险，暴露了公共基金管理的漏洞，其中“不出意料”地交织着权力寻租的层层“灰幕”、“黑幕”。

　　有钱有权又失管的地方通常就有腐败。近期披露出来的社保基金违规违法案件目不暇接，除了祝均一违规拆借社保基金32亿元之外，还有种种百万、千万级数的社保基金出借案、挤占挪用案、弄虚作假套取案，真可谓“社保乱象”。以上海社保腐败大案为代表的社保乱象，让我们看到了“社会性监管”的致命软肋，所以，在社保基金领域光有“反腐败”是远远不够的。

　　监管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大致可分为经济性监管和社会性监管两大领域。经济性监管主要对付“市场失灵”，社会性监管主要对付教育、卫生、环境等等领域的问题，被称为“老百姓保命钱”的社保基金，当然属于社会性监管领域。但上海社保长期以来进行“危险的投资”，政府部门集社保资金行政主管与投资运营人为一身，被称为“超强垄断”，缺少的正是监督管理，即使是在社保资金法制监管、市场运营呼声渐紧的今天，也没有实质性进展与改变。由于普遍稀缺社会性监管，社保资金在一脚跨过社会保障领域，越到市场投资的河对岸时，更是严重失控了。

　　与某些领域的多重社会性监管不同，社保基金的操作纯粹是“自说自话”的；前者是管得越多越管不好，后者是干脆就没有监管；而两者惟一的共同点就是屡屡出事。譬如三天两头出事的医药领域，算是有卫生部、药监局、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医药管理局、发改委、财政部等诸多部门在“监督管理”，但行政机构的交叉重叠却难以监管到位和问责到位。与监管部门众多、出了问题好歹还有许多部门“面面相觑”不一样，社保基金则是社会保险管理局独自“负责”，属于“监管虚设”，与什么社会性监管把竿子打不着。手头握有天文数字社保基金的官员，轻轻松松就做了爽歪歪的“操盘手”。在“操盘手”操盘下的上海社保基金，一下投在这里，一下砸在他处，产权不明，性质不清，这种严重不规范的投资行为，或“最终什么也没得到，简直是一场闹剧”，或成了寻租的通道，化作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唐僧肉”。

　　对于权力，你是不能指望它能“慎独”的。社保基金缺乏有效的社会性监管，“管理的权力”就变成了“资金的滥用”，最终导致了社会福利的极大减损、社会和谐的极大弱化。有专家指出，好的监管制度，需要包括以下基本标准：独立性、透明性、专业性、合法性、合理性、可信性和可问责性。问题就在于，我国一直没有建立起能够真正与国际接轨的合格或基本合格的监管体制，所以医药乱象也好、社保乱象也罢，自然就会层出不穷地展示在公众面前。

　　如今，中央派出百人调查组到上海彻查社保大案，这很好，我希望调查组不仅仅肩负起彻查腐败的重任，更应担负起构建社保领域社会性监管体系的重责，写就“社保反病毒”的“可升级版本”。（徐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