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超生追究刑责属违宪

　　◎本报评论员 吴志刚

　　【题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郑志国在《2006年广东省情调查报告》提出，一些高收入者特别是私营企业主的超生问题比较严重，经济处罚对他们没有约束力，行政处罚也不适用，他建议国家在刑法中增设相应条款，对这类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见8月25日本报A13版）

　　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曾说，“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一句话，概括了中国人口问题的实质。

　　在《中国二十一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中，我国人口的控制目标是：在2030年前后，人口总数达到15亿至16亿的顶峰后开始回落，16亿也被普遍接受为中国人口增长的上限。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是基于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下，人口增长速度能够按计划的逐年下降直至停止。如果人口的增长超出了预计的范围，中国人口的上限就将成为一个变数。

　　目前，高收入者的超生问题已被广泛关注。“富豪超生可以，但你必须做好身陷囹圄的准备！”应该说，郑志国教授的建议确实是从忧国忧民的角度出发，但并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

　　首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计划生育被表述为“基本国策”或者说是“政策”。 第十八条中说：“国家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由此可以看出，“一胎制”只是属于提倡鼓励范畴。因为人类繁衍后代本来就属于基本人权，侵犯基本人权的事情，没有哪个国家敢立为法律, 中国也不例外。如果没有具体的违法标准，哪里来的刑责？

　　其次，只对高收入者超生追究刑事责任，有违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立法原则。

　　应该说，任何法律都不是绝对的平等或绝对的不平等，都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分类以后，相同对待和区别对待的统一。比如，假定法律规定，只有具有大学本科文凭的人才能竞争公务员职位。这里就既包含了相同对待，也包含了区别对待。相同对待是：凡是“具有大学本科文凭的人”这一条件的人员，都具有“竞争公务员职位”这一权利；区别对待是：不具备该条件的人员则不享有上述权利。

　　正因为区别对待不可避免，所以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是否区别对待，而在于区别对待的分类标准是什么？以及这一标准是否合理？我国目前认可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基本精神就是禁止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信仰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原因享有特权或遭到歧视，禁止将这些因素作为法律区别对待的分类标准。因此，将收入的高低作为超生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分类，有违宪的嫌疑。

　　在“高收入者超生追究刑事责任”无操作可能的前提下。笔者认为，以超生者的可支配收入作为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标准（而不是一个常数），课以足以令其破产的处罚，并及时媒体公示，当可起到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