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近10年媒体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刻，与我一起承受的还有我们的记者王佑、我们各自的家人、我们《第一财经日报》的诸位领导和同仁、众多富有使命感的媒体同行们，他们都在承受着来自台湾的，我个人曾经尊敬的郭台铭先生的压力。这种压力一半来自郭先生的“骁勇”的个性，一半则来自郭先生的财力。

　　因为王佑的报道，作为记者的王佑和作为王佑“领导”的我遭遇了所有财产被查封的遭遇。——这种抛开报社，直接针对记者个人的诉讼；这种以巨额索赔为开局，以巨额诉讼成本为威慑的诉讼形式；这种以法人开户银行为担保，直接申请查封记者个人私有财产的方式，凡此种种，显然是在挑战作为一名记者起码的职业权利和尊严，显然是在挑战传统的媒体纠纷处理形式，并极致地威逼新闻从业者个人所能承受的局限。

　　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承受了一个多月时间。在这个月里，我个人一直与诸位同仁坚持的是，出于对企业的理解和对郭先生本人的敬重，以最大之耐心，以最大之诚意，达致双方的协调或和解。但是，面对一个傲然的企业机器（他们自称为成吉思汗）和“骁勇”的企业性格，我们的诚意没有得到起码的尊重，就如当初悍然以这种诉讼保全方式把我们送上法庭，把我们的财产悍然查封一样，这样的“强势心理”今日依然延续。

　　报社的声明上午发出去之后，手机就一直响个不停，有各位新闻界的同行，有众多北大的校友，还有许多法律界人士，其中，《商务周刊》的主编高昱先生的一番话让我戚然：今天是你被查封，明天可能就是我了。

　　是啊，媒体从业者或许从来没有遭遇这样的困境，他们或许很少意识到：在一个企业权力急剧延伸，在一个法律体系对新闻从业保护日显单薄的今日，传媒业会是怎样的一种“高危行业”——无论你是怎般的善意，无论你是怎样地努力，无论你是怎样地接近事实本身。任何一方都可能会以法人的身份对任何一个记者的任何报道疑问提起高额的诉讼，并申请诉讼保全查封记者的私有财产。

　　这就是此事的潜含义，也是媒体未来可能的生存现实。如果事情真如一些人所判断所演化的话。

　　我的父母他们还不知道这事，我知道在乡下年迈的他们不能经受儿子再小的小事，更不提这1000万巨额的索赔。王佑的存款之中一部分是她的母亲为他私下存的嫁妆，而那房子则是她父母穷毕生之力艰难而买，一个仅仅需要女儿幸福展开的母亲，在她的退休之年却要遭遇这样的痛苦。我能够感觉的是，王佑母亲此刻的担心和恐惧——这种恐惧仿佛施加与每一个新闻业同仁的父母亲，各位同仁都将会因为这个案子本身的进展而经受。

　　这段日子，我还会与大家一起分享我的经历和思考，告知各位此事的进展。谢谢各位的关注！谢谢从现在开始一起与我们经历这段岁月的人们！你们的善良支持着我与王佑，谢谢。（来源：翁宝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