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放弃写揭露性报道
主持人:有一个网友“晓青”有一个问题,他说你这次万一最后败诉了,今后还会从事记者行业吗,还会写一些揭露性的报道吗?
王佑:我想任何一个记者如果遭遇了这件事情,只能加强他对这种敏感新闻的认同,这种能够为我们劳工兄弟们发出声音的,能够反映出社会底层的一些劳工同志们的心声的报道会继续进行下去,我个人觉得。
主持人:作为你个人,你会继续做这些事情吗?会影响你对记者这个职业的一些想法吗?
王佑:应该不会吧。
主持人:你做完这个稿子以后,有没有跟当地劳动部门联系过,他们知道这个情况吗?
王佑: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了司法阶段,关于这个稿件的一些采写,包括取证什么的都不方便在今天这个场合谈,可能等官司真正进入了以后,由律师代表我们来谈这个问题会更合适。
主持人:我看你给我传的照片上都有一些写的“担心富士康”,你这个“担心”是什么意思呢?
王佑:是这样的,发生了这个事情以后,对我整个心情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起伏波动也比较大,一开始的时候,拿到了这样一个查封冻结书,就是这些资料,包括材料什么的。当时我只好直接交给我们领导来了解这件事情的情况,后来就比较平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但是之后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因为我父母很担心房产,因为毕竟这是自己毕生的财产,相信很多人一生都是拿钱供自己的房子,我想每个人都是可以理解这种担心的吧。
富士康他们这个公司对待媒体的一些行为,在2004年的时候,大家可能可以了解到关于《台湾工商时报》的一个案例,就可以了解到富士康就是采取这种方式,并不是首次来使用这种手段了。
主持人:你在采访之前应该也是知道台湾这个案件的,对吧?
王佑:不知道。我可能也就是两天前才知道这件事,两三天前,关于台湾的这个事情。
主持人:我现在听你的讲话好象心情比较平静的,但是据翁总说,当时这个事情出来你哭过好几次,是这样吗?
王佑:是这样的,之前其实没有正式立案,等于是我们收到了这样一些查封冻结的东西,后来由我们的律师去了解,这个案子已经正式立案了,对方交了诉讼费,他交诉讼费的那天,我心情非常的低落,当场在报社哭了,哭的声音非常大,我们那个部门因为都是坐在一块的,整个部门都知道了,而且这件事情我们部门的人都了解,那个时候是心情的一个极大的转变时期,之前倒还是比较平静的。
主持人:那是哪一天呢?
王佑:好象是一个周四吧,就是一个多星期以前吧。那天我们是确认他已经正式立案,诉讼费已经交了。
主持人:为什么会哭呢?
王佑:心理压力比较大,那个时候。
主持人:什么样的压力呢?
王佑:这个毕竟是对个人资产会有很大影响的,我想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得到,当你的房产被查封,你的资产被冻结的时候,个人的这种心情,每个人都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主持人:仅仅是因为这个资产方面,有没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心理压力呢?
王佑:也会担心自己的安全。
主持人:家里人呢?
王佑:家里人现在也还好吧,因为他们那种压力一般是不大愿意传递给我的,我拿到了查封和冻结书之后,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才告诉他们这件事情的,他们当时是有一些着急的,但是为了支持我,他们心态什么的都不会表露在我的面前,他们几乎是很少提到这件事情,父母还是像以前一样照顾我,但是我相信他们心理压力不比我小。
主持人:这段时间,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报社其他员工对你都是什么样的说法和态度呢?
王佑:我们报社的员工非常的支持我,同时在精神上给予了我很强大的动力,包括我们自己的产经部门的同事,还有我们报社的领导,我觉得领导对记者的非常强有力的支援或者说力挺,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这种方式,绝对是不理智行为
主持人:从你个人来讲,你们也说到了这个采访是职务行为,而且报社的人也都认同说这是一种职务行为,甚至法学方面的人也认为针对于记者个人的财产保全是不合适的,你自己在这方面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冤这种想法?
王佑:这个倒没有,这个可能还是一个司法角度,一方面,我对个人的名誉侵权案的了解不是很深,另外财产保全措施,也是因为这件事我才学到了一些东西,好象我记得是可以起诉个人的,今天我跟中青报的一个记者交流,他前两年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当时对方也是起诉记者个人的,所以我想这个从法律角度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主持人:有一点不知道你有没有思考过,翁宝也提到了,这次事件是在挑战传统媒体纠纷的一个处理模式,你自己也知道,我们之前媒体跟企业之间的处理纠纷的模式,你觉得这种跟媒体的处理模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佑:我觉得他主要说的就是记者,给你加大心理负担,基本上通过这种方式镇压你对的他采访,让你以后写他的时候要好好三思,好好考虑,或者说以这种方式来挑衅大陆媒体对权威的甚至是负面性报道的体现,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实际上他这种方式,虽然从法律上来说是可以执行的,但是绝对是不理智的行为。甚至他想靠这个阻止中国媒体发出最真实的声音是完全不能达到目的,而且从我们报社自己的立场来说,我们在创刊两年多以来,作为我们自己每一个记者都会非常独立客观,不会被任何事情吓倒、吓怕的,来进行最公正,或者说最独立的报道,恪守我们报社自己的一些原则。
主持人:在这个稿子的采写过程中,你提到有些问题是法律问题,我们不能讲的,但是我想有一些还是可以说的,比如说你的采访。
王佑:在任何一些负面采访过程中,我想每个记者都会承担巨大的压力和挫折,特别是在这之前也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另外一件事情遭遇的问题并不比我差多少,他当时实际上是收到了一些恐吓的电话,我们现在记者发出声音的阻力是越来越大了,特别是这种写公司新闻的。因为公司现在整个管理制度是非常严谨的,对外的新闻的控制、舆论和出口,都是控制得非常紧。对于我们财经记者来说,想要冲破这样一些阻碍,然后把最真实的一面呈现给读者的时候,自己心理的负担包括我们受到的震慑其实都是来自方方面面的。
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或者跟我同事平时的交流来说,作为我们产经中心这样一个团体,在我们秦总编还有翁宝编委的领导下,经常开会的时候也会教育我们,我们作为非常主流的财经媒体,是绝对不会让自己偏心偏信,我们一定会用记者的权利和义务捍卫媒体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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