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上旬，中央红军付出惨重代价突破湘江，进入了山路崎岖的越城岭地区，全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减至3万多人。部队在山区里行军，找不到粮食、房屋，所有人员只好连日在路上露营，有人在睡梦中还滚下崖去，全军指战员都极度疲惫。

　　此时，国民党军十几万重兵正在红军预定的前进方向上张网以待，面对红军的危险处境，毛泽东提议改变前进方向。中央随即举行了通道会议，接着又举行了黎平会议，红军改变了行动方向才一时摆脱了险境。

　　湘江战后红军被迫进深山

　　中央红军的机关和精锐主力突破湘江后，蒋介石已经判明红军计划到湘西落脚，派出了中央军、湖南军十几万人赶到那里张网以待。

　　不过当时中央红军有出色的无线电侦察，能够破译几乎全部的国民党军电码，马上知道了敌军的部署。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成为决定全军生死存亡的关键。

　　从赣南突围时，临时中央的计划便是到红二、六军团那里落脚。

　　过湘江后，红军发现城步、武冈等地都有敌军赶到，已经堵住去路，便只好向西进入越城岭再过苗岭，连续多日在山里转。这时广西军阀虽然重在保存实力，但仍以小部队侧击、袭击红军，还派了一些便衣在红军刚到宿营地的时候烧房子，使得部队无房可住，同时败坏共产党的声誉。

　　红军面临全军覆没周恩来听取毛泽东意见

　　红军进入广西北部山区时，不断有飞机在白天轰炸，部队只好转入夜间行军。快天亮的时候，人很容易打瞌睡、掉队。慢慢地部队形成了一个规律，晚上行军，到天亮便宿营。中午敌人追上就打几个钟头，等到黄昏再出发。

　　如此循环反复，部队中的新兵、民夫很不习惯，大批掉队。剩下的骨干体力也消耗极大，有的人休息时，一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如此疲惫的队伍，如果再按原计划去同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势必同预伏在那里的数量比红军多五六倍的敌军再进行一场恶战，结果只能是全军覆没。

　　据警卫员回忆，周恩来对李德前一段的指挥错误进行了批评，李德不服，两人用英语争吵起来，拍桌子把马灯都震灭了。这时博古也改变了态度，表示“不要理他（指李德）”。这样，“三人团”内周恩来就负起了指挥责任。周恩来一向谦虚，具有民主作风，他掌握军事领导权后，马上听取过去受冷落的其他领导人的意见。毛泽东也积极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实际上就此参与了军事指挥。

　　通道会议改变方向　却未解决根本问题

　　由于周恩来主持了军委工作，从翻越老山界直至进入贵州，中央领导人经常碰头。晚间一到宿营地，毛泽东、王稼祥等人往往就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商量，遇到重大问题政治局就举行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除“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外，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也到会，着重讨论前进方向。李德、博古仍认为应进入湘西，如会合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毛泽东却坚决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向贵州前进。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这一主张，最终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中央红军就此转兵西向，进入贵州境内。

　　此时的贵州是南方军阀统治最薄弱的地区，该省军阀对南京政府有独立性，省内还分裂为王家烈、侯之担、犹国材、蒋在珍四派。黔军多是既带步枪又带烟枪的“双枪兵”，战斗力比湘军、桂军差得多。红军进入那里能得到一个休整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