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增多的知识分子“过劳死”现象，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压力加剧的典型表现。在快速向城市化和工业化过渡过程中，由于社会、职业竞争激烈，知识分子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精神负担，导致“过劳死”出现的可能性更大。防止“过劳死”，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反思。

　　从制度层面来说，一方面，尽管我国已建立了一定的劳动保障制度，但仍然没有考虑到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劳动所体现出来的不同形式。尤其对于大量的脑力劳动者来说，他们承担的社会责任重大，工作中的精神压力也相应很大。而且，这种压力常常不以肉体损伤表现出来，所以他们成为劳动保护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群体。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对“过劳死”的国家补偿制度尚不健全，尤其是中青年业务骨干“过劳死”后的抚恤，法律上的重视还十分不够。

　　从人情角度讲，知识分子尤其是中青年知识分子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所承担的责任，甚至是过度的负担。作为国家的一员，他们承担了社会发展的个体压力；作为家庭的成员，他们要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压力。无论在工作单位，还是在家庭中，社会常常重视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却忽视了他们生命的透支。

　　从“过劳死”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看，英年早逝者多是单位领导、骨干或社会精英，他们的突然离去对于国家、对于社会不仅是人才资源的巨大损失，更是社会财富的损失。因此，关注知识分子的生命及健康不仅是“四个尊重”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随着“过劳死”现象日趋增多，有关方面应当引起高度重视，进一步加大对知识分子的关心。而关键，在于贯彻以人为本原则，形成科学的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不光要看支持他们出了多少论文和成果，而要从物质、精神等多个层面关心知识分子，特别是要把关心知识分子的健康逐步上升到法制层面。急功近利，只会带来负面压力。

　　当然也应看到，少数知识分子出现过劳问题，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过度参与了不必要的社会活动，分散了本应用在科研上的精力。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当一个人既想在工作中有所成就，又想在社会上出人头地；既想在学术上不断进步，又想在仕途上不断升迁；既想赚本职岗位的钱，又想通过其它行业增加收入，焉能不过劳？

　　总之，知识分子“过劳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只有在充分认识到过劳死问题严重性的情况下，国家、单位、个人一起努力，从制度、社会等多个层面着手，才能真正缓解“过劳死”问题，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在我国实施“人才强国”、“自主创新”等战略过程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