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最近，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在三联书店演讲，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自己进北大的时候，校园里面有好多七八十岁的老先生在散步，今天北大校园里却没有多少老先生了，老先生全到校外，越住越远。即将成为老先生的人，按照规定63岁退休，校园里面没有63岁以上的人，那是很可怕的现象，都是年轻人的校园，不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校园。陈平原还讲到，搞自然科学的人到了60岁，再往下发展很难，那时候主要的任务是当伯乐。而人文学者到60岁以后才是经验最丰富且能够出大成果的时候。人文学科就像做汤，必须要有一定的时间、一定的阅历慢慢出来。他提出，能不能规定自然科学63岁，人文科学70岁退休。

　　毕：我想，规定教授63岁退休，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现在大学教授的名额为行政编制机关所掌握，老人不退，占着位子，新人就上不来。事情总是很难完满。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下降，使任何制度都不敢有弹性。制度一旦有了弹性，难免造成腐败。中国退休制度的建立，其积极意义最主要是结束了干部终身制。延伸到教育制度中来，我想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至于这会对中国人文学科产生什么特别的影响，制度设计者很难兼顾。

　　梁：但世界上的事情，凡到了没有一点弹性的时候，总会出现问题。科举制度本是一种制度化的选拔方式，但在这种制度形式下，还会用“大挑”的形式来补充和调节其不足之处。这都是对人性和制度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表现。

　　毕：现在，也有一些大学把某些成就高、名气大的教授评为终身教授。比如中国政法大学评了江平先生等三位终身教授，他们不受年龄限制。但这只是特例。

　　梁：发达国家比中国先进入老龄社会，他们的退休年龄比我们高，有的国家在65岁，有的国家在68岁。他们不是限制你推迟退休，而是限制你提早退休。他们也有终身教职的说法，取得终身教职，意味着教师不必为一个聘期结束而担忧。这是许多资深教师都能享受的待遇和保障。终身教职的获得者，还是要退休的，只是比中国教授晚几年罢了。

　　毕：大学教授何时退休为好？人文学科能不能有所变通？或者制定一些退居二线的办法，让超过63岁的教授继续介入校园生活？这都值得思考和研究。孔子说他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如此，一般人也类似。不同年龄，有不同的特点和优势。大学要想办好，需要各个年龄段的优势互补。陈平原自己上世纪80年代进北大，得益于一些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先生的教诲与熏陶，所以他知道老人在场的重要。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梁：陈平原提出的问题，可以归纳为大学教师队伍年龄结构保持多样性的问题。我还想讨论另一个问题，在教师受业的来源上，是不是也要有多样性？也就是说，大学教师队伍近亲繁殖的现象，是否同样应当反思？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最近做了一项调查。他选择了中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等17所名牌大学和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6所海外知名大学的财经院系作比较，结果显示，中国大学近亲繁殖程度比海外高5倍。他的结论是，中国越是知名度高的大学，其近亲繁殖程度越是严重。

　　毕：在中国大学里，优秀毕业生留校做教师是多年的惯例。美国的博士毕业生留在本校任教，制度上是不允许的。大学教职有空缺，就要向全社会开放，公开竞争。体制不同，结果当然不同。现在，我们一些大学，师生两代在同一院系任教的现象极为普遍，三代同堂、四代同堂也不稀罕。有的院系，甚至几乎所有教师同出一门，互相都有师生关系。老师和学生在一起共事，总要讲点师道尊严。晚辈做事，不能不顾及长辈的面子，这对学术创新会产生负面影响。

　　梁：近亲繁殖的负面影响恐怕还不只是影响学术创新。本校成员代际相传，有可能形成人事壁垒，使得外人不敢进，进不去，进去也是局外人。我就知道有一位很有成就的学者，本来想离开研究部门，到某大学就职，一看那里的人员构成，几乎是清一色的本校毕业生，左右局面的是一个同学圈子，他马上决定不去了。这已成为中国大学校园政治的一个特色。

　　毕：解决近亲繁殖的问题，恐怕比前一个问题更困难。已经三代同堂了，总不能把现有的人都调走。即使意识到近亲繁殖不好，从现在起加以防范，也需要经过一两代人，才能有根本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