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省黄平县，很多公务员的手机铃声在一夜之间全部变成了同一首歌曲，并且在变化之前公务员毫不知情。据举报人说，全县300多名副科级以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全都统一换成了宣传黄平的彩铃，有的甚至家里的电话都被更换了同样的铃声，并且在更换之前，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铃声被更换（8月29日《成都商报》）。

　　公务员统一彩铃的事件并非头一次出现。在去年，江苏盱眙县政府也在没有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将副科级以上干部的手机彩铃设置为宣传词和宣传歌曲，以此为该县举办的第五届中国龙虾节做宣传。此事件曾一度沸沸扬扬，引来一片炮轰之声。贵州省黄平县有关领导看来并未以此为前车之鉴。

　　对黄平县和盱眙县的此种做法，有人认为是公权越界，剥夺了公务员们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是对其私有财产的一种侵害。公务员是否必须按照政府部门的要求，统一设置手机彩铃和宅电彩铃，涉及到公务员与国家的关系、公务员的双重身份等问题。

　　在封建时代，国家与公务员的关系，是一种主仆关系，是绝对主权与绝对顺从的关系。所谓“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官吏作为“公务员”没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如果按照这种思维，公务员的手机彩铃和宅电彩铃当然是可以随时设置或更改，而不用征求其意见，不需要提前通知的。

　　近代建国以来，以国家与公务员间权利义务关系为主轴的近代公务员制度渐次建立，国家与公务员的关系演变为直接代理关系。这种职务关系表现在：公务员可以以特定国家行政机关的名义对外行使行政职权�熎湫形�效果归属于该行政机关，同时公务员并不丧失作为普通公民的身份，可以自己的名义与其他社会主体发生各种法律关系。即公务员具有“公民”与“行政人”的双重身份。

　　当一个人一身兼具“公民”与“行政人”双重身份之后，角色冲突就随之而来了。为避免这种角色冲突，关键是要在不同情境下明确区分公民身份与公务身份。一般而言，以公务员所从事活动的公私属性为区分标准显得最为得当——当公务员投入柴米油盐的私人事务时，他就首先是“公民”，“公民身份”占主导；而当他正行使职权、从事公共事务时，他只能放弃“公民身份”及其相应的权利，按“公务身份”的规则做人。

　　宅电，一般不是公务员一人使用，而是供全家使用，而且，宅电通话，更多的私事而不是公事，此时他的公民身份特点更为显著，他有权选择是否设置铃声和采用什么铃声的；而对于手机彩铃，公务员以其行政人身份，则必须服从上级命令来设置铃声。当然，也由于其行政人身份，公务员设置彩铃所产生的费用，则应公事公办、由政府部门承担，且在设置彩铃之前，应该被提前告知。在黄平县，副局级以上干部享受着电话补贴，按照要求设置彩铃无可厚非；但对于副科级干部，费用却要其自身承担，显然是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当然，不论是副局级以上干部或副科级干部，在不被告知的情况下，强制将其宅电设置为彩铃，则显然是侵犯了公务员作为公民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