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玩了一把“恐怖主义”

　　富士康起诉记者个人的行为，开了一个商业恐怖主义的好头，这是在公开领域里运用势力集团能量的一个绝佳案例，这是对合法权利不合法运用的一次技巧试验。

　　在我看来，起诉记者个人、查封记者私人财产，与雇用打手砍记者手指，一样是恐怖主义行为，它同样来自于势力集团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力量。窦唯或北野武向媒体示威，用的是很原始很肢体的方式，并且也承担着相应的民事责任，以大企业为代表的势力集团则不然，你无法循着打手的雇佣关系去找到真正的指使人（当然如果你比指使人更强大，比如那个亿万富翁的对手），你也无法知道，法院为什么会受理这个诉讼。同样，你没法想象雇用打手去砍CEO董事长们的手指，如果只是因为他们说的话令你不爽、荣誉受损，你也根本不要奢望法院会受理你查封大企业财产的动议。

　　可当你面对一个势力集团的诉讼的时候，你意欲何为？几年前，国内某著名企业也曾起诉媒体个人，那个记者（还是作者？）只能到处求媒体或者媒体的朋友帮忙，我们作为个体面对巨大的势力的时候，无论是一场台风还是一个企业，都显得微不足道。

　　别说什么道义与精神的力量。这个道理，就像社会机制不完善，道义也解决不了弱势群体的问题，解决了一个两个，也解决不了全部。

　　当我们勇敢地走出一个泛政治的时代的时候，我们需要警惕一个继之而来的泛经济的时代，我们的文化价值与学术研究都已经被经济体系所侵袭、掌控，所以，有一部分势力集团去试探新的势力疆界，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媒体也是势力集团，我曾经向几个媒体同行表达过这种忧虑，戏言“媒体不是茅坑，不要占了一个蹲位就什么都敢拉”。富士康不告媒体，源于对媒体势力的忌惮，还是期待媒体的共谋，而将记者的职务行为牺牲掉？

　　经济左右法律的倾向也已经很明显，此次深圳法律机构能够受理此事，也着实让人吃惊，如果深圳动用一个城市的力量去针对两个个人，为的是保住制造中心的名誉，而实际上也获得了成功的话，那么，这堪称泛经济主义伦理的一次伟大胜利。　博闻（北京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