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诉讼案追踪:报社对官司前景有信心

　　信息时报讯　“在管理上这家企业是非常封闭的”

　　记者：怎么看待富士康对记者个人的财产保全的行为？

　　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首先，富士康针对记者的个人行为，对记者的诉权保全，诉额之大，大家也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第二，从管理风格上来讲，我对这家公司做了一点研究，我觉得这家公司是相对封闭的企业，因为这个企业主要是做代工，主要是面对类似苹果这样的客户，他的产品都打着别人的品牌，所以这个公司一贯和媒体、社会公众、消费者权益和劳工权益保护组织之间没有什么沟通的渠道。我注意到这次郭台铭先生7月在日本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英国邮报记者采访，在外面转悠转悠就写了这个报道，他对此非常有看法。我想对这个细节反问一句，像英国邮报这样的国际媒体，看来也进不了富士康的门。

　　而且据我们记者了解，富士康对他们的员工接触外面的媒体是有非常严格的纪律的。如果接受采访的话，他们企业会开除员工。所以在管理上，这家企业是非常封闭的。我们中国媒体在某种意义上很难接触了解。

　　第三，他的一些举动的特异性，用他们的说法是创新。以前他们在台湾起诉《工商时报》的记者，郭台铭先生自己说这次在手段上比较创新。

　　以上这几个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富士康这家企业在商业上非常成功，但它的管理和在与社会打交道的时候，极度的自我封闭。而且往往会用一些超出常规、所谓创新的手段，来回击外界对富士康的质疑，以起到杀一儆百、震慑的作用。

　　“我们做了多方沟通，但富士康有超出想象的举动”

　　记者：富士康本身是代工的性质，它同外界的沟通并不是很开放。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富士康和《第一财经日报》报社之间做过沟通吗？

　　秦朔：事实上我们的报道出来以后，富士康通过他们的关联公司，和我们的记者王佑和我们的编委翁宝，都做过一定的沟通。而且他们在沟通中对事实本身没有提出异议。就说影响比较大，希望我们停下来。事实上我们做了两篇报道之后，都停下来了。大概是在7月10日以后的几天，我们的记者收到他的通知书，本来以为事情完了，结果事情还没有完，他们有超出想象的举动。

　　这种情况下，由于第一财经日报主办单位一直要求我们要稳健，而且你也知道整个上海对新闻媒体的管理上，一直是相当的规范和严格。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报社还是希望继续和他们保持沟通，希望通过沟通达成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这个背景下，我做了什么工作呢？第一，我自己给广东省台办的领导，具体说就是他们的副主任张科，我跟张科主任打过好几次电话，还专门写过一个函，通过他转给台办，希望台办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护劳工正当权益的背景下，希望给予保护。第二，也希望在台办的沟通下，和他们沟通。广东省台办也在和他们沟通了，我们也和他们在沟通。我让翁宝对他们说，我也愿意到深圳，当面和他们探讨问题的解决方法。当时他们还说，台湾《工商时报》的案例中，他们是和台湾工商时报社长沟通的。我们这边舆论导向是总编辑负责的，所以我们是总编辑和他们沟通。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没有回应。我们的律师和他们打电话的时候，他们也非常冷淡。

　　“我们对官司前景有相当的信心”

　　记者：请问你对官司的胜算有把握吗？

　　秦朔：目前官司是涉及两位当事人，报社是信任他们，同时也协助他们聘请律师打这样的官司。我们报社从对这篇稿件的信源以及调查经过上来讲，对这个官司的前景是有相当的信心。我们也不能断定官司本身是输还是赢，这毕竟是一个司法范畴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案子里，我们要对新闻出版的自由和记者的正当权益有一个更高层面的理解，按照比较经典的捍卫新闻自由的定义，新闻出版自由是基于诚意和合理目的公开事实，而不受惩罚的权力。

　　我们的报道基于诚意和合理目的方面，报社有非常清晰的认定，今天中国大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们的确要反思不计社会成本、不计社会代价，而盲目地追求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我们全社会都在反思。

　　整体的报道也是有明确的信息来源和采访证据，而且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如果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在这两方面都成立的话，那么我们的权利理所应当得到社会、得到司法的捍卫。而富士康恰恰是直接针对个人，而且用这样的价格惩罚个人，我认为他们对新闻出版自由的基本认识是非常不清楚的。

　　“诉前保全带有极大的恐吓意义”

　　记者：您觉得事情本身对中国媒体界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秦朔：对于整个中国新闻界来讲，这的确是一个指标性的事件，需要我们去思考，一个新闻媒体面对的报道对象，面对的监督对象，他们现在已经强势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我们目前的处境、命运，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在思考的问题，因为他直接把你封掉了，而且法院在这个过程中也不用知会你，因为对方有钱，直接往银行里放一笔钱，做诉前的保全。这对新闻出版自由的压力已经非常大了。

　　如果记者都纷纷退却，我就不知道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谁去发挥一个社会风气的作用，去报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伤及社会成本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共同的底线。我认为用这种诉前保全针对记者个人的事情，非常令人气愤。如果通过合法的司法途径，你还担心这个记者会逃之夭夭吗？而且记者在正常的工作单位里，不可能逃跑的。我觉得这不是正常的司法逻辑概念，带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和恐吓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