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静冬

　　在南臣赞村，林秀贞家是最早装电话的，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她家安了几乎是附近村里惟一的一部电话。

　　林秀贞家的电话一安上，就成了村里的“公用电话”。她的邻居刘龙赞说，本村及周围村子子女在外的、有联系业务的，都把林大姐家的电话号码留给对方，她从没烦过。谁有事谁就来打电话，林大姐不但要负担话费，还要跑腿通知。有一次深夜下着大雨，从山东来了电话，是打给邻村一个村民的，让这个村民次日到济南有急事。林大姐穿上雨衣急匆匆赶了十几里夜路送口信，等回来时已是凌晨两点多。那时候她家的电话费一个月就是上千元，大多数是别人打的。直到电话在农村普及，林大姐家的电话才逐渐成了自家的业务电话。

　　当时被林大姐赡养的朱书常、朱金林两位老人，也经常抢接电话。

　　由于存在智障，朱书常老人痛恨照相，认为魂会被照走。但只要电话一响，他就跑过去，可拿起电话又不知说什么，为此耽误了不少业务，以至于厂里经常给对方回电话解释。后来林大姐反复教他，说电话他不能接，接了就要出大事。在理解这点后，朱书常再听见电话铃响，如果有别人在，他就站在一边不动，等别人去接。如果没有别人，他就走近电话机，指着电话大声说：厂里没人，别打啦，厂里没人，别打啦……一直喊到电话铃停止，就是不知道去叫人来接电话。

　　另一位老人朱金林也有爱接电话的嗜好。他曾接过一个电话，对方说找老林(指林秀贞)，朱金林沙哑着嗓子说我就是老林啊。人家一听是个男人，就把电话挂断了。没想到这是林大姐已谈过合作意向的一家企业，对方以为电话打错了，就把电话打到了另一家玻璃钢厂，和他们签了合同。林大姐后来从对方厂长处知道此事，也没有怪朱金林，她说，“时间长了，都是一家人，有什么好怪的？！”

　　朱金林是1981年开始跟林秀贞一起生活，到1994年10月去世。在林家生活的14个年头里，他接电话也误过不少事。不过和朱书常不同，在林大姐一遍一遍地耐心嘱咐后，他后来一听到电话铃响，就像个通讯员一样向厂里人报信。

　　最近，林家的电话除了业务上的事儿，又添了新内容，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取经学习”电话，都想从林大姐那受点儿“荣辱观”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