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有关广州治安的新闻可以搁一块看：一是广州麻醉抢劫频发，记者候车被“迷”后当众遭劫，于是深入虎穴，直击“迷魂药”地下交易全程，目睹不法分子当场试药，60秒就毒杀了大白鼠；《“迷药”罪案调查》报道刊出后，众多读者齐呼“严惩”（见8月30日《新快报》）。二是民调显示，广州市民对社会治安的“不满意度”达55％，同比下降了9．9％（见8月29日《信息时报》）。

　　作为一个开放度很高的省会城市，广州的治安显然不仅仅是本市居民所关心。尽管其公众满意度已达到了4年以来的最高，但“不满意”仍逾半，显然尚未达到理想境地。用“迷药”施行“麻抢”，本是一种“老套路”，而今成为广州街面犯罪的“新行为”，亦说明“提升犯罪成本、挤压犯罪空间”、搞好一个城市的治安，并非一日之功。

　　这些年来，“迷魂药”曾被弄得很“迷魂”，一下说“世上根本没有迷魂药”，一下又说“迷魂药”迷倒张三李四还有王二麻子，蛮厉害的。从这回记者亲历暗访看，“迷魂药”并非“风自空穴来”。那么，这个“迷魂药”确实就与普罗大众的利益攸关了。由此发布治安预警、提醒百姓注意，当然很有必要，但比这更重要的是警方出手斩断“迷魂药”的“药物链”，除根治本；而要破除“药物链”，“深入虎穴”探明情况的就应该是“杨子荣”而不该是记者。

　　社会治安是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将良好治安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给公众，最大程度提升市民的“安全感”，并且进而满足普罗大众对“幸福感”的需求，这确是政府职责。但仔细想想，去摸清“迷魂药”真相，这不是权利而是责任，大抵属于“麻烦事”；然而，越是“麻烦事”，职能部门越应该“该出手时就出手”。

　　在许多地方，由公共部门供给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治安安全等公共产品严重短缺，与公共需求快速增长的矛盾日益尖锐。在此情形下，若把“社会治安”弄成虚拟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老说自己的治安已经弄得怎么怎么好，那对普罗大众来说毫无意义。

　　即使在治安状况好转、公众满意度提高的时刻，也应提防“着陆效应”。“着陆效应”说的是，英国皇家空军在二战结束后，统计分析了失事的战斗机和牺牲的飞行员，结果令人震惊：夺命最多的不是敌人猛烈的炮火，也不是大自然恶劣的气候，而是飞行员凯旋归来、即将着陆那一刻的操作失误。心理学家分析说，这是高度紧张消退后，人类心理产生的“几乎不可抑制的放松倾向”：返航途中飞行员精神越来越放松，当看到熟悉的基地，飞机离跑道越来越近时，顿时有了安全感，而恰恰是这一瞬的放松，导致大祸临头。

　　“着陆效应”中的状态就是“虚假安全”。社会治安有了一点成绩，开始“硬着陆”抑或“软着陆”的时候，“不可抑制的放松”就成了最可怕的“迷魂药”。治安的责任人，以为然否？

　　徐迅雷，青年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