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不满媒体报道“超时工作”问题，富士康科技集团大陆骨干企业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富士康”）日前向《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和编委提起索赔金额高达3000万元的民事诉讼，并要求法院查封和冻结其个人财产。几天来，该事件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强烈关注。

　　“富士康诉讼案”所涉问题十分复杂，不仅与此前该企业“劳工门事件”直接相关，还涉及大陆代工企业状况、农民工生存状态乃至经济增长模式等多方面问题。即便从官司本身而言，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比如新闻监督如何应对资本压力等问题，也正在引起广泛关注。

　　不过，无论是官司也好、新闻监督也好，事件本身还是有一个“风暴眼”。这就是：富士康是否违反相关劳动法规？

　　日前，苹果公司（其iPod等产品由富士康生产）在富士康配合下进驻工厂展开调查，随后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在富士康“未发现任何雇佣童工或强制劳动的行为”，“但调查组发现，员工加班时间超过了《行为法则》有关最高每周工作60小时、至少休息一天的规定”。———报告明确无误地传递出一个信息：富士康确实存在违反《行为法则》的现象。同样的，富士康也违反了我国《劳动法》有关工作时间的相关规定（详见《劳动法》第36条、第41条）。

　　富士康是苹果公司的供应商，其违反企业《行为法则》，将使苹果公司陷入尴尬境地。这让我们完全有理由不信任苹果公司的调查报告。但报告依然披露了富士康在保护人权及环境、保障工人健康及安全等方面存在的不少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另一个问题：既然富士康存在违反《劳动法》的现象，为何直到媒体介入才为公众所知？在此之前，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是否有所察觉或监督？工作时间、工作薪酬标准均属于劳动保障监察事项，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当地劳动监察部门的说法。

　　我认为，恰恰是当地劳动监察环节可能存在的监管漏洞，致使富士康的问题由“劳工门事件”逐步衍变到目前企业与媒体打官司。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将劳动监察环节看做“富士康诉讼案”的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盲点”）。毫无疑问，如果相关问题在一开始就得到很好的解决，不太可能引来众多媒体的介入，进而也就不会出现“富士康诉讼案”。

　　该案最后结局依然扑朔迷离，但当事双方均有所“损耗”，则为铁定无疑之后果。因为，面对高额索赔的“资本铁拳”，无论官司胜负，势必对记者造成身心压力；而富士康如此高调的危机公关也难以完胜，目前其被视为“舆论公敌”（财经作家吴晓波语）就是明证。更重要的是，这一起官司还将对当地产业发展及政府声誉造成一定影响。而这一切，均与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没有把好“减压阀”有莫大关系。

　　在此意义上，这场官司将不会有胜利者，因为它已经“输”在起点。

　　(本报评论员魏英杰 杭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