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发改委的药品降价是否会受到企业的影响、干预和游说？

　　周望军：从某种角度看，这是一个不断沟通情况的过程。我们召开各种协调会，听取相关方面的意见，找专家评审，矛盾突出的还要请专家进行论证。由于目前药品生产企业重复建设严重，同种药品多家生产，企业间规模、实力、品牌和信誉都不同，我们在降低药品价格时，一般会取一个中间值，原则上不以最低价格为标准，以防止对生产企业产生过大影响，影响市场稳定。我们认为，对药品价格调整需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记者：我们观察到，最近几个月，发改委相继出台了降低67种抗肿瘤药品零售价格和制定青霉素等99种抗微生物药品最高零售价格的通知，这两次调整与以前的调整有什么不同？

　　周望军：以前降价主要是选择患者反映最强烈的品种先来调。但降完之后，有时会发现降价药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减少，一些医院选择了其它的替代品种。所以，我们改变对策，选择按照药品大的治疗类别降价。比如说，这两次我们就专门降抗生素类、抗肿瘤类药，将政府定价范围内的这类药品一起调整，减少替代，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当然，也许这样之后还会产生其他问题，我们再不断改进工作。监管与反监管是同时并存的。

　　今年，我们准备把这2400种政府定价的药全部梳理一遍，争取重新调整一次。这次调整主要以降价为主，现在已经完成了两批，今后会陆续出台其他品种的调价方案。当然，如果某种药价格确实太低，企业不愿意生产，而老百姓反映又很好，临床确实需要，我们也会往上调，否则这些好药就消失了。

　　今后，我们准备每两年就对政府定价范围内的药品进行一次价格调整。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药品，我们也准备进行适度干预。对于企业定价中虚高空间大的，或药价出现明显涨幅的，我们首先就会要求企业进行解释。解释不清楚、不合理，就会要求其调整价格或不允许它涨价，也可以采取向社会公开信息的方式，发动社会各方面力量进行监督和制约。

　　记者：但是事实上，降价的药改头换面，重新以高价位出现在市场上。

　　周望军：这方面我们也在加强管理。去年，我们实行了药品差比价规则，对同一种药品不同剂型、规格和包装之间的比价关系，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变相涨价的行为。下一步，国家药监局也将采取措施，通过提高市场准入标准等，抑制换汤不换药的“新药”上市。我们也在和国家药监局协商，拟将新药审批和价格核定进行联动，通过共同努力，切实改变这种现象。

(责任编辑：韩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