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到目前为止，发改委已经针对药品虚高定价的问题，已经采取了20次的降价措施。您如何评价这一系列措施的实际作用？

　　周望军：尽管许多药品价格仍然虚高，但从价格变动趋势看，许多药品价格是下降的，这是没有疑义的。因为政府定价是以降为主，目前推行的药品招标采购也不会允许药品价格上涨。但是这并不能等于患者医药费用负担就减轻了。有人认为把药价降下来就可以降低医药费用，实际上，影响费用负担有许多因素，比如临床用药的结构问题、用药数量问题等等。发改委降低药品价格的措施，只能是对缓解患者看病贵的难题有一定的作用，但并不能根治这个问题。

　　大家现在都非常关心药价，一方面是因为药品价格表面看确实高，另一方面是因为价格比较直观，人人都能看得到、摸得着。我个人觉得医比药更重要。医好比枪，药好比子弹，没有枪，子弹也就无用武之地了。药价之所以居高不下，关键在于现行的“以药养医”机制。药品价格越高越好卖，原因也在于“以药养医”的机制。以药养医等体制性和机制性问题不改，所有治标之策都会消于无形。

　　医院愿意卖高价药，医生愿意开大处方、开贵重药，这些行为之所以存在，也是现行体制和机制决定的。由于目前我国公共财政在医疗卫生方面投入不足，财政补助资金不足以支付公立医院退休人员的工资，医院发展和运转资金基本靠医疗服务收费和卖药收益，在医疗服务价格不能较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以药养医等问题就越发严重。

　　允许公立医院通过“加价”卖药获取一部分补偿，这个政策是上个世纪50年代就出台的。但是当时是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都被严格计划和控制，所以没有现在的回扣现象。但是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医院逐步成了“创收”的主体，搞科室承包，把开药、检查等收入与医生收入挂钩。这是现在存在回扣和红包的基础。这也从中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医务人员付出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与他所得回报不匹配、不相称。医生收入分配和激励机制、以药养医机制不改变，回扣问题就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古话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药价高就是那个“毛”，而以药养医的体制才是“皮”。只有改革这个体制，药价高的问题才能根本解决。我们现在的工作就好比剃胡子，没有消除长胡子的机理，胡子就总是在长。所以药品价格管理只是缓解群众看病贵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当前药价中有些确实是流通环节的不合理费用，要压下来。但从全局看，药品价格中大部分空间还是在承担补偿医院运转和发展所需要的费用。大幅度降低药品价格后，为了维持医院运转，就要相应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或者增加政府财政投入，但财政资金也是纳税人的钱，是从群众中来的。因此，这是个结构调整问题，总费用不会减少多少。但是，补偿结构和补偿机制理顺了，有利于规范各方行为，有利于合理用药，有利于市场真正竞争。

　　最后说说看病贵。群众都反映目前看病贵，其实无论从总费用还是从人均医药费用负担的绝对额看，我们在世界上排位是比较靠后的，为什么我们对看病贵反映这么强烈呢？我个人认为，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个人承担医药费用比例过大。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大量新技术、新药物用于临床，过去不能治疗的疾病能够治疗了，人的预期寿命延长了，生活质量提高了，医药方面费用支出必然是增长的。而疾病风险及其所伴随的治疗费用，又是个体无法完全承担的。世界各国都是通过健全保险体系或完善卫生福利政策，来保证居民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

　　保险干什么？就是要通过集体力量化解风险，实现社会共济。现在人们买车都会买保险，如果没有车辆保险，都由买车个人掏钱修车，我看人们对修车贵也会反映强烈。医疗方面也是这个道理。目前我国农村居民中有79．1％人、城镇人口有44．8％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看病吃药全部是自费的。即使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受保险基金过小等因素影响，个人也要承担相当比例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医药费用不增长、甚至能够降低一部分，个人仍然无力承担。

　　因此，解决群众看病贵的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齐抓共管，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光靠降低药价是远远不够的。尽管药品价格监管也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这种手段毕竟只是治标的一个环节，要治本还得靠加大政府投入，健全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责任编辑：韩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