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壁

　　“我们没有针对个人的救助项目，我们只针对群体。”

　　不管费冰消的募捐是否成为熟人的道德压力，在西政，求助信毕竟激起了不小涟漪。相比之下，发到其它地方的求助信简直像滚落到沙土地的水滴。

　　还在江西赣州的时候，费冰消和学生们在情急之下，给他们能想到的一切机构发求助信——欧盟基金会、《华盛顿邮报》、香港基督教会以及内地的慈善机构……

　　发给欧盟基金和《华盛顿邮报》之后杳无音信，费冰消才意识到，她的SOS信息别人可能根本看不懂，因为她发的是中文版本。英文后来倒是加上了，不知为什么又基本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

　　几个在当地媒体实习的大四学生尝试联系本省的几家报纸，被告知，白血病算不上新闻，如果没有其他新闻点的话，媒体很难报道。只有当地电台的“绝对意外”栏目愿意为周芬芬做一期专题节目，但要求家属把病情突然告诉周芬芬。“他们说那样才有戏剧性。”家属接受了这个条件并且按照电台的要求准备了好几段台词。然而，节目播出之后，没得到任何反馈。

　　暑假期间，学生们白天到单位实习，晚上去搜索名人博客，比尔·盖茨、巴菲特、李嘉诚、周笔畅……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爱好特长，把能想到的名字试了个遍。博客上留的电子邮件地址都会收到一封求助信。

　　费冰消以西南政法大学为圆点，向目力所及的司法界、学术界名人发求助邮件。求助信像漂流瓶中的小纸条一样，在半熟人组成的学术圈子里传递。

　　西南政法大学的一位短期访问学者捐献了500元，他在电子邮件中委婉地提醒从没见过面的费冰消：病人需要的50万，不可能这样几十几百地凑起来。

　　7月下旬，费冰消从另一个“军师”那里得了个主意：学术名人难以引起社会关注，还是得找社会名人。一旦社会名人参与其中，不管捐款与否，都容易成为媒体事件，成为媒体事件之后，才有可能获得大额的捐助……这个主意来自在西政新闻专业的一个研究生。

　　费冰消觉得有理，但是名人在哪里呢？按照博客上的电子地址发过去的邮件封封杳无音信。

　　一番搜肠刮肚之后，费冰消想起了一个儿时的伙伴，她现在是一家都市报的娱乐记者。

　　对方直接了当地回绝了费冰消要明星电话的请求：“传出去，我就别想当娱记了！再说，给你，你也没用，人家一接电话就知道是来要钱的，没人会搭理你。”

　　7月30日晚上，朋友终于架不住费冰消在QQ上死缠烂打，随便给了5个号码。“她的意思是让我试试，我就死心了。”费冰消说。

　　5个号码依次拨过去。一个空号，一个无人接听，另外两个号码的主人听到“白血病”、“50万”、“募捐”，冷静地说了一句“你打错了”，挂断电话。第5个号码拨通的时候，费冰消已经沮丧到了极点，她甚至忘了跟电话那头的张纪中寒暄，上来就说：有件事你爱信不信，爱帮不帮，但请你听我把话说完。

　　许是这个开场白太古怪，张纪中耐心听费冰消把话讲完，并以不可思议的爽利答应给周芬芬打电话，他本人捐助2万，并会动员《鹿鼎记》剧组。在电话里，他甚至没有稍微求证下事情的真伪。

　　费冰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从网吧回家的路上，她边走边发短信向熟人报喜，一不留神掉进路边的排水沟，损失了一双凉鞋，磕青了两条大腿。

　　8月1日，张纪中的侠义相助成为重庆、江西两地都市报上的新闻。尝到甜头的费冰消以“用完之后立刻烧掉”为条件，从娱记朋友那里缠磨来更多的电话号码。但是，她期望的晕圈效应就并未因此出现。“报纸出来之后，在本地没有捐到一分钱。”

　　骚扰机

　　“我觉得我没干应该干的事。”

　　报纸产生的晕圈效应是，让费冰消从小范围的“骚扰机”变成众所周知的“骚扰机”。

　　“向名人求助是想通过舆论向名人施加，将名人搬上前台，有点强人所难的味道。”江西的都市报在近两千字的后续报道中，引用了南昌大学一位社会学教授对费冰消向名人募捐事件的看法。

　　在那些报道中名人们是这样出现的：“连日来，她发动几名学生一起不断地给李嘉诚、张纪中、周笔畅、那英等名人以及全国法学界知名人士发出邮件，请求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报上那条短短的评价像火星一样，迅速引发了西南政法大学“西政公社”论坛的讨论。

　　“如果有人在街上持凶抢劫。10个围观的人都没有出手相救，其中1个人是散打冠军。这个散打冠军是不是要比别人承受更多的谴责？当人们对他提出更高道德要求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降低了对其他人的道德要求？”雷译问身边的同学，“是不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是周星驰电影《功夫》的一句台词。

　　作为“西政公社”上为周芬芬募捐的版主，雷译曾要求费冰消提供证明周芬芬病情的诊断材料、受捐助人的个人信息和银行账户信息，还希望受捐助方能成立一个组织代周芬芬管理善款。“每个捐助者都希望他们的钱真的花在救助对象的身上。”言谈之间，1981年出生的雷译姿势老成地一根接一根地吧嗒着“天地”牌香烟。

　　“现在社会上的捐款太多了，都有审美疲劳了。”他和身边同学很理解名人的尴尬。“我们都是小人物，捐不捐款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捐完就完了。而我们做这件事的成本又很低。我们相信自己的同学，就不用去核实事情的真伪。而名人呢？有10个人向你求助，9个你都帮了，第10个你是帮还是不帮？如果你不帮，别人会怎么说你？如果你帮了，什么时候是个头？”

　　费冰消觉得他的诘问有理。但她没有更好的办法。给名人打电话仍旧是她生活里最重要、最有指望的事情。

　　费冰消的黑色皮革书包里装着治疗咽炎的药、揉成一团一蛋的零钱、车票和包成一卷的替洗衣服、洗漱用品。跟几百个电话号码放在一起的是两页纸的论文书目。她希望在城市里四处乱撞的时候如果碰到书店，可以进去翻翻书。但暑假快过去了，她的愿望一次也没实现过。到北京上新东方、为考博备战、写论文的计划全都成了泡影。每次看到论文题目她都难受，“我觉得我没干应该干的事”。

　　生死门

　　泪水在脸上横流的时候，她告诉自己：哭且哭，走且走。

　　8月6日，费冰消以居士（佛教的俗家弟子）的身份向她敬重的高僧求助。想请法师能不能帮助在国内佛教界呼吁一下。

　　高僧已经九十岁了，他从俗的侄儿打点庙里的大事小情。费冰消在高僧的办公桌前讲述，高僧微笑颔首。在另一边埋头理账的侄儿不时抬头，不耐烦地点评两句：

　　“这么说，你是到和尚庙里化缘来了？”

　　“江西的事跟重庆有什么关系？中国那么大，事情那么多，法师管不来的。”

　　“庙里正在装修，本来香火就少，没钱给你。”

　　一名居士绕到费冰消背后，使劲地扯她的后衣襟：“你快走吧，中国这么大，这种事多的很，谁知道是真的假的。”

　　“法师耳朵不好。只有凑到他耳边他才听得清楚。”她觉得法师一直向她慈悲的笑，“他们说他身体不好不让我打搅，可我觉得除了聋一点，他的身体好得很。”

　　走出庙门的时候，费冰消想到那句“谁知道是真的假的”，打转的泪水一下子滚出眼眶。

　　费冰消的书包里有一张佛教的皈依证和一张重庆孔子协会的会员证，除此之外，她还是耶稣和庄子的信徒。佛教的慈悲心、儒家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基督教“生命树和智慧树”的隐喻、道家的自由不羁奇妙的混合在她的身上。泪水在脸上横流的时候，她告诉自己：哭且哭，走且走。

　　费冰消爱跟很多人讲述她初三的那个夜晚。

　　她的家在重庆北碚乡下的一座石桥边。桥上是一条成90度急转弯的公路，一辆8吨重的拉棉花的卡车在急转弯的时候失灵，从桥上跌落，与下面一列火车相撞。地震一样的声音把全村的人惊醒。卡车和棉花燃起熊熊大火。从小就有些胆大特异之处的费冰消守在受难司机身边。司机慢慢苏醒，他向费冰消说起了他的家乡和妻子儿女，弥留之际，他告诉费冰消：“每个人都有落难的时候。”

　　这句话从那时起便印在费冰消的脑子里。

　　7月份从江西回重庆的时候，费冰消对自己是否能募集到捐款并无把握。她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不能成功地救助芬芬，至少也要让她明白死的尊严。

　　在病房里，费冰消第一次把周芬芬的名字和课堂上那个眼神专注，总喜欢坐在前面几排，但是绝不坐在中间的小姑娘对上号。期末布置的关于安乐死的论文，她是写得最出色的一个。

　　她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看到别人为女儿募捐，就要下跪感谢。每到这时候，病榻上的女孩用恬静的笑容掩盖一闪而过的尴尬。

　　8月15日，周芬芬给所有向她提供帮助的人写了一封感谢信。千余字的篇幅里充满了叹号。“人生本就是一场戏，我只是戏里的一个小角色”，信里说。

　　不过费冰消总是记得在江西见她那次，19岁的女孩因为吸吮同学带给她的一根棒棒糖，牙龈出血不止。她带着口罩安静听完老师的死亡教育。告别的时候，死死抓住老师的手。

　　（记者后记：犹豫之后，费老师决定用个化名：费冰消。理由是：如果用了真名，全国的白血病人都来找我怎么办？）

(责任编辑：韩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