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即使用“峰回路转”都无法说尽“富士康案”的戏剧性变化。这一让人看不懂的变化意味着什么？它是孤立的偶然，还是“连锁”的必然？我们已经认识到，理性地“解剖”此事件成为当然，如若想看得更深更远，却又需要非常锐利的“目力”。今天我们就组织了两篇“目力”超长者写的文章，推荐给广大读者。其一是司法部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司法》杂志副总编刘武俊先生的《“富士康诉讼”与司法“亚健康”》，其二是国内知名杂文作家、时评家郭松民先生的《翁宝示弱无关性格》。这两位作者均为本报时评版的专栏作家。

　　富士康起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事件（以下简称“富士康诉讼”）已经成为国内外媒体高度关注的焦点。昨日《江南时报》爆出消息：富士康索赔标的已经由3000万元降至1元。

　　作为长期关注司法制度尤其是新闻法治的学者，笔者认真阅读了富士康起诉记者事件迄今为止的所有资料，了解了“富士康诉讼”的来龙去脉，得出这样一个令人忧虑的结论：富士康起诉记者事件凸显了当前中国司法“亚健康”的诸多症状。

　　首先是诉讼权的滥用和恶意使用问题。拿起“法律武器”，在中国法治语境中是个值得欣赏的褒义词。富士康与记者打官司本来无可厚非，但在“法律”真的有可能成为具有杀伤力的“武器”，成为打压新闻舆论监督的合法工具的特殊背景下，这种官司也就非同寻常。诚然，诉讼是富士康依法享有的权利，诉前财产保全也是富士康依法享有的权利。但是，以报复、打压、恐吓、威慑为背景的恶意诉讼，是要受到舆论谴责的，也是终究得不到司法支持的。

　　值得一提的是，被告在民事诉讼中有反诉的权利，富士康的起诉的确在客观上对两位记者构成精神损害，因此，作为被告的两位记者有权提出反诉，要求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其次是司法的急功近利问题。在诉讼费按诉讼标的一定比例收取的情况下，天价的诉讼标的必然给法院带来可观的诉讼费收入。人们会很自然地质疑：对诉讼标的高达3000万的“富士康诉讼”，深圳中级法院如此高效率地立案，如此迅速地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如此信誓旦旦地承诺快速审结，这种少见的高姿态难道真的与司法的急功近利无关吗？！

　　再次是司法常识的被蒙蔽问题。记者的采访报道属于典型的职务行为，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原则上只能将报社列为被告而不能单独起诉记者。这是基本的司法常识。

　　难道真的是堂堂中级法院不懂法，不了解上述司法常识吗？当良心被利益蒙蔽，当法官利欲熏心的时候，司法常识也就容易被司法利益、司法功利所遮掩。

　　此外还有司法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通常情况下，人们往往在行政系统的语境下使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词语。其实，只要是公权力运作的环境，都容易存在所谓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问题，都容易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幽灵栖息的地方，司法机关也不例外。诚然，司法诉讼是程序性和形式性很强的专业活动，但程序正义必须与实体正义有机统一，恪守程序、讲究形式，但不能蜕变为形式主义。

　　“富士康诉讼”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震惊，更多的是反思。

　　媒体、公众、政府、法院都应该更加理性、更加深刻地看待“富士康诉讼”。我们关注和期待的是一次裁决，但又远远不是一纸裁决书……

　　刘武俊，司法部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司法》杂志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