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遇疑云

　　“病史”一栏记录了侯永文的说法：因嫉妒而出现幻觉，经常在家吵闹，打砸东西等。

　　在这份鉴定分析意见中，还专门列出李健萍“认为丈夫有外遇具有现实基础”。李健萍经常出现丈夫有外遇的幻觉，这正是侯永文将妻子送进精神病院的一个重要理由。在李健萍的病历中，“病史”一栏记录了侯永文的说法：因嫉妒而出现幻觉，经常在家吵闹，打砸东西等。

　　1980年11月，李健萍跟丈夫侯永文结婚，育有一个女儿。

　　“在外人看来，这夫妻俩简直是完美的。”南川市民政局的退休干部、李健萍的舅舅说，从来没有想到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们感情一直很好，直到女儿出去上大学以后，才发现他的一些不正当情况。”李健萍说。

　　1998年8月，李健萍发现，丈夫跟一个歌厅小姐有不正当行为。

　　“他下跪向我承认错误，考虑到女儿等因素，我原谅了他。”李健萍说，但随后的一年里，侯永文又向她承认曾与他人通奸。

　　据《重庆商报》8月14日报道，侯永文承认了这些年中的越轨行为。

　　李健萍回忆，她为此多次和丈夫争吵，但侯永文却说她是“幻觉”。2003年9月18日晚，她在一次争吵中，说要告侯永文。第二天就被侯永文送进了精神病院。

　　李健萍说，当时她是被丈夫以“检查”为由骗进精神病院的。“我天天哭，跟医生护士说都没有相信我，闹得狠了，就会被打针。”病历上显示，这次她住院一共5天。

　　2004年8月19日、2005年10月8日，李健萍两次被南川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病专科医务人员陈大坤等从家中强行拖走，分别住院25天和31天。

　　李健萍说，后来，每次侯永文来看她的时候，她都假装不会跟他再争吵，也不会乱说话，直到被丈夫领出精神病院。

　　李健萍称，由于考虑家庭尤其是在外读书的女儿，自己一直没有下决心，撕破脸皮揭发他。李健萍的亲戚也证明，前两次李健萍被送进精神病院，他们根本不知情。

　　“这次我真的绝望了，好多次想过撞死算了。”李健萍说，3月10日当着同事的面被强行带走，使她放弃了“要面子”的想法。

　　2006年6月10日，她和亲属及民警将侯永文和手里提着一双白皮鞋的女子堵到了楼下。

　　“原本是要等到第二天双方领导到场以后商议处理，但是侯永文不同意主动要求写检讨和保证书。”李健萍说。

　　在李健萍出示的保证书里，侯永文承认了他跟他人有不正当关系，并保证“不再将李健萍送进精神病院”。

　　“这是我们夫妻俩的事，你无权干涉。”8月25日，上午10点多，被记者堵在了住处的侯永文，把自己关进了卧室，叫喊着要维护自己的权利。

　　当被问及为何把妻子送进精神病院时，曾任南川党校副校长、现任南川市试验中学政治课教师的侯永文，突然沉默。

　　缺失的“观察期”

　　李健萍回忆，第一次被送进医院时，并没有进行精神病判断应该进行的相关测试。

　　“这个案子，医院肯定有责任，怎么能够把一个正常人关进去四次？”有二十多年律师从业经验的吴登其说，他从电视上看到李健萍的事，自愿为她代理状告精神病院。

　　8月25日，据南川市卫生局法规处负责人介绍，一个普通公民到最终判定为精神病患者、接受住院治疗，要经过三个主要步骤，提请、检测观察、收治。

　　首先是提请收治，主要有三种形式，当事人主动要求精神治疗、司法机关提请的病人收治以及监护人、亲属提请的收治。前两种由精神病院进行检测以及入院以后的一段观察期以后，如果当事人确实患有精神病，就可以收治。

　　“而由当事人家属提请的，则首先要经过普通医院的常规检查，如果确实有精神病嫌疑，将转到精神病专科医院进行专业的检测和判断，直到最后收治。”该负责人说。

　　据司法精神病学专家何恬介绍，在普通医院常规检查以后，如果要送到精神病院住院治疗，仍需要3到6个月的观察期，以鉴定李健萍是否患有精神病。

　　李健萍回忆，第一次被送进医院时，并没有进行精神病判断应该进行的相关测试。

　　“病历上非常简单的问话检测，我也没有经历过，进去就打针吃药了。”8月25日上午，李健萍说。

　　8月25日下午，南川第二人民医院主管精神病科的副院长马大修（音）称，李健萍第一次是在丈夫的陪同下，主动到院要求治疗，因此直接进入了住院观察、治疗阶段。

　　但是，在李健萍的病历中也没有规定中的“观察期”，而是直接的打针、用药治疗。

　　马大修坚持称，医院的诊断没有失误，如果有问题，就是侯永文提供病史叙述有假，造成的医院误诊。

　　南川市卫生局表示，重庆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的鉴定，仅能证明目前李健萍没有精神病，在四次住院的时候，是否出现间歇性精神病，仍需要通过卫生局组织的专家鉴定组进行二次鉴定。

　　“如果最终判定李健萍没有精神病，将按照医疗事故，对精神病院以及责任人进行处理。”8月28日，南川市卫生局相关领导表示。

　　绝非孤案

　　既有妻子把丈夫送进精神病院的，也有父母把孩子送进精神病院的。重庆、广州、成都均出现过类似报道。

　　吴登其仔细搜索了相关资料发现，因为亲属间有矛盾，而将正常人送进精神病院的并非孤案。既有妻子把丈夫送进精神病院的，也有父母把孩子送进精神病院的。重庆、广州、成都均出现过类似报道。

　　“前一段类似的案件更多，最近媒体报道的比较密集，精神病院方面都收敛了一些。”8月30日，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司法精神病学专家何恬说。

　　何恬，重庆司法精神病学权威，专攻精神病人权利保护、精神病司法鉴定研究，她还是为李健萍做出“未发现精神病”司法鉴定的鉴定人。

　　“在李健萍案子以前，在重庆引起更大反响的是张伯明两次被妻子送进精神病院的事情。”重庆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陈所长介绍说。

　　张伯明在一家消防公司任副经理。根据重庆晚报报道，张伯明2002年和姜吉群感情破裂，身为嘉陵医院护士长的姜在本院医院的医生处编造了张有精神病的病史，作了病历记载。随后，他两次被重庆精神卫生中心带走，进行强制治疗。

　　“在这个案子中，重庆精神卫生中心进行强制治疗，完全是依靠姜吉群所开具的假病历以及相关陈述，对张没有进行任何的检测和入院观察。”8月31日，重庆市沙坪坝法院参与本案审理的法官说。

　　2006年4月初，重庆市一中院终审认定，强制收治正常人到精神病院的参与者均构成侵权。

　　“从整个事件过程看，由于目前法律上空白，在收治过程中的一些不合理的情况，都无法进行处罚，最终只能归为侵权。”曾关注此案的何恬教授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