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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难以估量的文化浩劫
专家呼吁对日军侵华期间掠夺文物的史实应及时进行系统研究 南京朝天宫，这里在战争期间为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所在地，现为南京博物馆所在地。
日军侵华期间在南京成立的地质调查研究所，日军在南京进行文化掠夺的“总指挥所”。图片翻拍自《南京百年风云（1840－1949）》一书。
本报记者 卢志坚／图
1947年出版的《南京文献》记载了很多日军洗劫中国文物的珍贵史料。
很多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杀造成了生灵涂炭，可是很少人知道，在这期间，一场文化浩劫也在发生。南京学者金陵客搜集了大量的资料，翔实地考证了日军在南京大肆掠夺各类珍贵书籍的情况，读来令人又惊又痛。对于这些在战时被掠夺的文物，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否采取了措施予以追索？时隔半个多世纪，我们现在是否还可以进行追索？本报记者特别采访了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李晓东先生，并在本报今日六版的《精品书摘》栏目选摘了王世襄先生抗战胜利后代表国民政府赴日追索文物的遗事。
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文化掠夺
金陵客／文
1938年2月1日这一天，在中国和日本，各有一份出版物涉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内容。这一天，中国出版的《七月》杂志第二集第二期，有一篇汝尚写的《当南京被虐杀的时候》，文章控诉说：“人们幻想中的地狱是怎样的，我不知道，但在魔鬼掌握下的今日的南京，就是一个人间地狱了。”同一天日本出版的《国际画报》披露，日本侵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长官松井石根于1937年12月8日署名发出、次日空投南京的劝降书，称“南京是中国的古都，民国的首府。明孝陵、中山陵等古迹名胜猬集，实乃东亚文化荟萃之地。……贵军如果继续抵抗的话，南京将无法免于战火，千年的文化精髓将会毁于一旦”。
日本侵略者对南京这一“东亚文化荟萃之地”觊觎已久。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侵略者把血淋淋的屠刀对准中国人民，必然也要对这里的“千年文化精髓”下手。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大屠杀也是一场世界史上少见的文化浩劫。这种文化掠夺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其总体方案是，来自日本国内的一些“中国学家”，由日本派遣军特务部首脑发布命令，动员军队执行。他们事先“指示”在宁特工“立即检查南京市内的重要图书，准备接收”；接着从东北调动“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旗下的大连图书馆的专业人员赶赴南京。同时赶到南京的，还有“东亚同文书院”、日本“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汉籍专家”。资料表明，侵华日军共动用特工专业人员330人、士兵367人，卡车310辆，并强迫830名中国劳工充当搬运书籍文物的苦力，可以想见其规模之浩大。一直到1939年2月底，日本内阁的东亚研究所还派出后藤贞治、小川要一等10名研究员赴宁整理被劫图书。当时参与这种“文献扫荡”的“满铁”大连图书馆专业人员青木实事后回忆说：“我们在南京城里的地质调查所工作……这座石砌的三层大楼里，每个房间都堆放着大量的图书和杂志。据说总共有70万册……其中有些书非常珍贵，如3000多册《清朝历代皇帝实录》等。”1941年日本公布的《中支建设资料整理委员会业务概要》也说，在南京“搜集有关的图书，装满卡车。每天（向地质）调查所搬入十几辆卡车的图书。在调查所主楼的一二三层房间里，堆积起了200多座书山”。
疯狂的文化掠夺，使南京文化界蒙受惨痛损失。日寇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同时，直接破坏各类图书馆多达43所。竺可桢在1938年4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央图书馆的负责人蒋复聪告诉他，“中央图书馆所移出之书极少。在南京朝天宫故宫博物院所藏国学图书精华七八十箱，及古物陈列馆一千余箱均未取出，该处共藏两万箱古物，只移出一万余箱而已”；同年5月3日的日记中又说，“晤翼谋、左之及季梁，知南京国学图书馆共有线装书十九万卷，洋装五万卷，其中有五万已取出。以最贵重之一百一十箱交于故宫博物院，藏朝天宫，而共有善本十箱置诸窟底，据闻已移出，其余则概留京。尚有三万卷之方志则由翼谋移往兴化，迄今尚在。留馆之书，则据南京报告已全数遗失矣。”《南京百年风云》资料显示，“日本侵占南京后，文教场所和图书典籍遭到浩劫。南京市立图书馆毁于战火，损失无法计算。中央图书馆藏书15万册，西迁时仅带走1万余册，其余多被掠劫。该馆存于香港冯平山图书馆的《四库全书》等典籍3．5万余册，为日人劫运回国。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损失图书167923册，中央研究院损失图书68820册，中山文化教育馆损失图书61289册。国民政府文官处及各部会的图书损失也十分惨重，仅考试院就损失8万册以上，内政部损失92146册。”谢远学主编的《中国百年风云·血花》有一个对比数字，说“日军占领南京后，还对中国图书、文献进行了大肆掠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十几辆卡车的图书，共抢去了图书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
这一场文化浩劫，给南京人民留下永世难忘的创伤和耻辱。1947年1月出版的《南京文献》第一期发表陶秀夫《倭寇祸京始末记》，对此记载甚详。陶是南京市民，家住城南剪子巷，当时年近60岁。他被日寇抓出户外，目睹日寇杀人惨状，受尽惊吓。只因年龄偏大，又有年轻人护卫于前，方免于难。其堂弟为日寇所枪杀，侄儿“为日寇掷于水而淹没”。
他家中的藏书，被日寇掳掠一空。文章说“南京自沦陷后，日寇之捆载车驱以去者不知凡几。尤其甚者，则僧寺之大钟铁鼎、文德桥之铁栏、商店之铁门、与夫电厂自来水厂之铁锅炉等”，“自日寇派有精鉴图书者至，而图书之劫临矣”，中央图书馆数十万册图书、成贤街图书馆成千上万册善本图书、清凉山国学图书馆全部藏书，以及众多私家藏书，在遭受抢劫之后，往往更被焚烧一空。文章说：“至若私人之藏书，则作者同里之吴老及卢冀野先生，历世所藏之卷帙，亦于房屋被毁时，为回禄挟之以俱去。即以作者而论，先人所传之善本，及本人所购置，亦俱有藏书。不免同情于吴老及卢馆长一掬伤心之泪也。吾尝闻南城藏书加以石云轩先生为最夥，石先生居与青溪相近，此番浩劫，片纸无存。附近之人走相告曰：石君之书，始则日寇以汽车运之，继则匪人以肩担负之，终则日寇举火焚烧之。呜呼，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这里所说的吴、卢前、石云轩，都是南京著名的文化名人，藏书甚为丰富。日寇先抢后烧，既掠夺文化财富，又毁灭抢掠罪证，真是何其阴险毒辣。
1947年3月出版的《南京文献》第3期，有陆咏黄撰写的《丁丑劫后里闻见录》，说日寇之“文化侵略，设计更周。在珠江路某大厦中设总机关，有调查、发掘、抢掠各组，并与日寇军事机关有相当联络，行所欲行，莫敢阻遏”，“如龙蟠里图书馆大宗书籍被其捆载以去，又如石云轩私家藏书亦为彼等掠去，且以货轮载回日本”。
1949年2月出版的《南京文献》第26期，蒋公毂的《陷京三月回忆录》亦有此类记载。其1938年2月21日日记云，“朝天宫在莫愁路旁，原为明朝的太学，今见屋脊的鸱吻，敌人视为古物，也被拆去了。又，宫内的古物库尚闻有不少的物件，我们没有来得及运走。这库门的机关很秘密，敌人无法可以打开，曾悬出万元赏格征求建造时的工程师，听说还没有找到。恐怕迟早要给他夺去的吧”。他亲眼看到日寇在石坝街50号著名中医石筱轩家中抢劫，抢走名贵书籍四大箱，字画古玩2000余件，木器400件，衣物30余箱。这些真实记录，今天读来，依旧让人悲从中来，不能自抑。
事实充分证明，南京大屠杀，日寇屠刀指向的不仅是南京人民，而且还有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马嘶在《1937年中国知识界》中述及中国知识界在日寇侵华期间遭受的重大损失，举例说到若干名人。比如，丰子恺的“缘缘堂”毁于炮火，其近万卷图书和珍藏，包括他的老师李叔同剃度前赠给他的画具画箱、早期作品和照片，全部毁之一炬。至于郁达夫在杭州的“风雨茅庐”的藏书，冰心收藏在燕京大学的珍贵书籍、日记和照片，以及郑振铎、钱穆、赵元任、曹聚仁等人的藏书，各有毁失之痛。而南京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这里的藏书家和读书人在日寇的铁蹄之下，更是饱经蹂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文化掠夺的罪行，同样罄竹难书。对日寇侵占南京以后进行文化掠夺的野蛮罪行，应当彻底清算。《中国教育报》1999年1月25日发表张原生《日寇对南京文化典籍的大劫掠》，说日本侵略者当时掠夺“南京地区公藏和私藏书880399册”，其中有“写本《大清实录》6778册，古代典籍420000册，报纸合订本5261册，中文期刊合订本49000册，西文图书34000册，中、日文图书245000册等等”。《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发表戴雄《抗战时期中国图书损失概况》，统计则更为具体：南京公家损失406461册另156箱1725种，私家损失53118册另50箱1790种840部，合计损失459579册206箱3515种840部。这些惨遭劫掠的珍贵图书和文物，是日寇在南京大屠杀中进行文化掠夺罪行的物证。它们和30万亡灵一样，是日本侵略者永远无法抵赖的罪证。
简介《王世襄》是中国文博名家王世襄先生的传记。从王世襄先生的兴趣爱好与传奇经历中，人们可以触摸到公元20世纪中国文物研究从无到有、曲折起伏的发展脉搏……本文节选自书中第四章《追寻国宝》。
王世襄赴日追索被劫文物
王世襄先生是当代著名文博学家。抗战期间，王世襄曾任中国营造社助理研究员，后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抗日战争前夕，战时文物损失清理委员会成立，由马衡和梁思成两位先生推荐，清损会主任委员杭立武认为王世襄是难得的人才，便派他参加了清损会平津地区的工作。公元1946年秋，沈兼士先生（编者注：清损会平津地区办事处负责人。）突然中风逝世，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改由马衡先生兼管。此时，追寻国宝的工作暂告一个段落。王世襄的工作精力开始转向他向往已久的故宫博物院。
就在这前后，另一项重要的使命又逐步放在王世襄的肩上……
早在公元1946年春，清损会（即战时文物损失清理委员会——编者注）秘书郭志嵩就从南京来函，要王世襄编一本在日本的中国重要文物的目录，注明名称、尺寸、藏处、藏者、材料来源等。他赶快从《现在日本支那名画目录》、《泉屋清赏》、《爽籁馆藏画》等书中辑录，让人抄写后送去。同年9月的一天，马衡院长（指故宫博物院——编者注）对王世襄说：“接南京清损会来信，准备派人去日本，交涉赔偿文物。因为你懂外文，打算派你去，不知愿意否？”王世襄当时考虑到追寻国宝的诸多事务以及正在接手的故宫古物科的工作，有些为难。但是，他又想到如果真正能从日本弄些我国的文物回来，也是值得的。于是，他答应快去快回。
公元1946年10月下旬，王世襄利用押运故宫文物参加《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的机会来到南京。此次展览11月初举行，为期一周。展览结束后，王世襄参加了杭立武主持召开的有20多人参加的清损会年会。各区汇报了一年来清理文物的情况和收获。大家讨论了去日本开展清理文物工作的步骤与方法，并将赴日的使命概括为三项：一从东京运回日寇公元1941年底侵占香港时掠去的中央图书馆的一批善本书；二向日本政府追查战争期间中国各地损失的公私文物的下落；三与日本政府进一步交涉，以期达到“以类赔偿”的目的。这次会议决定派王世襄为赴日专员，到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文化教育组工作。至此，他完成了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的使命，又将东渡日本，开始另一段追寻国宝的历程。
王世襄从南京外交部领到赴日本的护照后，前往上海。他在中国驻日本代表团上海办事处的协助下，于公元1946年12月中旬飞抵日本东京羽田机场。当时，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的团长是朱世明，第四组的组长是张凤举，同在代表团的还有吴文藻、谢冰心、徐敦璋和吴半农先生。王世襄在日本进行了两个月的文物清理工作。
刚到东京不久，王世襄就了解到中央图书馆被掠到日本的善本书的一些情况。这批善本大多是抗战初期江浙、两广一带的藏书世家，如吴兴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金陵邓氏群碧楼、番禺沈氏等，为避战乱而放到上海旧书摊出售的旧藏珍籍。中央图书馆购得这批善本书后，大部分运至香港，准备装箱再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不幸的是，这批书竟遇香港沦陷而被日本海军掠去。公元1946年，经过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查访，这批书终于被顾毓秀先生在东京市郊的帝国图书馆地下室及伊势原乡下发现，随即转存东京上野公园和驻日本代表团的住地。王世襄利用中央航空公司的专机回国的机会，把代表团住地的10余箱善本书先行运回了上海，随即开始向日本政府正式交涉。
出人意料的是，追偿工作并不顺利。问题主要出在联合国关于赔偿文物的条款与规定上面。其中要求必须确实能“证明”是抗战期间被日寇掠夺和盗窃的文物方能偿还；对战争中损失的文物要列举名称、年代、形状、尺寸和重量等，最好附照片；对掠夺的文物要开列原有人、原在何处、何时被掠夺；如被日军掠夺，则要说出番号……王世襄查阅完国内寄来的材料，可以说没有一份够得上这些“要求”。因为在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在战火硝烟的恶劣环境下，又有谁能留下文物损失的完整材料呢？至于要中国人写明保密的日军番号，更是岂有此理。身为赴日专员的王世襄对如此苛刻的条款，自然十分气愤。他清楚地认识到：这些规定只对日本有利，对中国不利，而且已经到了偏袒庇护的程度。他不明白：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为什么在外交上却是处于如此弱势的地位？究竟是谁让联合国作出这样荒唐的规定，从而为追查偿还中国文物设下了一道事实上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一方面大声疾呼，一方面竭尽所能向日本政府提出追寻中国文物的要求。但是，无数次努力均告失败，追寻的希望变得十分渺茫。
王世襄仍不死心。他继续向驻日代表团请示，准备向日本政府提出“以类赔偿”的要求。这就是日本侵略者劫夺的中国文物，原件已毁坏，或长期查不到下落，中国政府有权要求日本用同类或等价的文物来赔偿。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有充分理由的正义要求，在中方内部却产生了不同意见。有人认为：现在中方有求于联合国的事情太多，怎么可能在追还文物这个问题上斤斤计较呢？王世襄怎么也不明白：还有什么比追回祖国的文化瑰宝更重要的事情呢？确实，作为有满腔爱国热情的一介书生，对当时特定环境下的政治与外交是难知其奥秘的。也许只有时过境迁，历史才会作出公允的回答。
一再碰壁后，王世襄又想到在国内追寻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的经历。他决定亲自到美国设在日本的管理调查文物的机构去了解一些中国文物的线索，从调查文物的下落入手，再提出偿还的要求。第一天前往该机构时，因两位负责人不在，下面的一位工作人员十分热情，带他去看了他们编好的日本所藏文物的卡片。可是，第二天的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这个机构的美方负责人要求正式约定，方能拜访。此后，实际上就拒绝了王世襄提出的要求。其目的明显是防止中国方面打听有关在日本的中国文物的线索。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确有那么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不愿意让中国在抗战中流失到日本的文物归还原主。这里面除了政治、外交的因素，某些个人的因素也发挥了作用。据说，当时美方机构的一位负责人战后不久便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古玩商。
至此，王世襄感到凭借个人的力量，在当时的环境下，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外交和某些利益因素，再继续追偿更多的中国文物已经不可能。呆在此处，只能是空耗时日。他想到了战后亟待重新恢复的祖国，想到了自幼向往的故宫博物院的工作。呆在日本，应该说是轻松而自在的，这也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美差，但他的使命感却告诉他：应该回到祖国去扬起事业的风帆！公元1947年2月，他经过多方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才把存放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的中央图书馆的107箱善本书，用汽车运到横滨码头，再用轮船运回上海，最终使这批经过战火洗礼的国宝完璧归赵。当时，到码头来接书的是郑振铎先生派来的谢辰生和孙家晋两位先生。
王世襄在完成运送善本书的最后一项使命后，旋即到南京的清损会复命，并马不停蹄地从上海坐船到天津，然后乘火车回到北平。此时，已是公元1947年3月初。王世襄为追寻国宝在国内外已经奔波忙碌了约450个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尽管当时他和周围的人也许并没有过多地看到这项工作的意义和价值，王世襄本人不仅没有因为这份历史功劳而受到彰扬，反而因其接收回大量文物而蒙受不白之冤达25年之久。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后的今天，人们却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王世襄当时的努力是如此的珍贵，他的工作成果蕴含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与文化的价值。当时的王世襄急匆匆地从日本回来，可能什么也没有想就一头扎进了故宫的日常事务中。他奔忙着，因为他脑海里又有了一个美丽的梦。
追索，法无明据；整理，时不我待
记者：
说起日军侵华期间从中国掠夺大量文物的问题，是很让人痛心的。
李晓东（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
损失是难以估量的。据当时国民政府初步统计，仅日本侵华期间，我国公私文物损失，查明有据的就有3607074件又1870箱，不可移动的古迹741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54年签署了《武装冲突下保护文化遗产的公约》，在这之前还没有类似的国际公约。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之际，专门成立了战时文物损失清理委员会（简称清损会），作了大量的清点损失文物的工作。抗战胜利之后，王世襄作为国民政府的代表赴日追索，但是追索工作很不顺利。经过王老的努力，只索回了一部分日寇从香港掠走的善本书。
记者：
如果我们现在要求日本返还战时掠走的文物，有什么可以依据的国际法律文件吗？
李晓东：
原来有些媒体在探讨这个问题时，说可以根据国际公约的规定进行追索，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就目前来说，与文物追索有关的公约主要有《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70公约）和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1995公约），前者就非法出口的文物的返还问题作了原则上的规定，后者就归还渠道、归还程序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
必须明确的是，公约原则上是不溯及既往的。但是在签署《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的时候，在来自我国和埃及、希腊、意大利等国代表团的坚持下，增加了特别条款。在序言中写道，“本公约当事国”“确认本公约未来各项规定的通过，绝不是对发生在本公约生效前的任何种类的非法交易赋予合法性的认可。”然后在第十条第三款里面写道：“本公约不以任何方式证明发生在本公约生效以前的，或者根据本条第1款、第2款而被排除在外的任何性质的、非法交易是合法的，也不限制国家或者其他人根据本公约框架以外可援用的补救措施对于本公约生效前被盗或者非法出口的文物提出返还或者归还请求的权利。”
但是客观地说，对抗战时期被日军掠走的文物进行追索，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可以参照的国际法律文件。从文物工作者这个角度讲，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追索回来，但是我们说话不能没有根据。
记者：
那我们当前应该做些什么呢？
李晓东：
除了造舆论以外，我们应该做点扎扎实实的工作了。有些人已经作了些工作，比如1950年代，陈梦家编著有《美帝国主义掠夺我国殷商铜器集录》；台北故宫博物院于1986年出版了大型图录《海外遗珍》；江苏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林树中耗时10年，集成《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近年来有孙迪编的八卷本《中国流失海外佛教造像总会图目》，等等。
记者：
对日军侵华期间的文物掠夺，好像没有专著？
李晓东：
是的，这项工作做得还很不够，缺乏系统的研究和搜集工作。希望有关的部门、有关研究机构密切地合作，制订个计划，把近百年来文物屡遭掠夺造成的流失情况作为近代中国屈辱史的一部分，认真地研究，有计划地开展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全面的而不是某一方面的整理。而且现在当年的一些当事者还在，比如王世襄先生，就是当年清损会的工作人员之一。再比如谢辰生先生，当时在上海协助郑振铎做战时损失文物清点工作，他编了十几本油印的、16开本的流失日本的文物图目，是一套非常完整、非常珍贵的资料，可惜至今仍未出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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