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泽东与贺子珍曾在庐山秘密相会(图)
1922年英国人在庐山河东路180号修建了这栋别墅。1934年，也就是红军长征开始那年，主人将其送给她的好友———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此后除抗战时迁居重庆期间，每年夏天蒋宋夫妇都来此避暑。蒋介石为此题名“美庐”并刻石院中，这里与上海“爱庐”和浙江莫干山“澄庐”一起成为他与宋美龄三处私人别墅。
“美庐”题字一直完好保留到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前，这座官邸又成为不久前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外公住所。 当外公步入这座巨大的庭院时，先是喊了一声“委员长，我来了”，算是与蜗居台湾的别墅前主人蒋介石打了声招呼；随后他发现有人在叮叮口当口当凿着什么，原来接待方已快要把“美庐”题字抹去，“庐”已模糊不清，“美”还依稀可见。多亏外公伸手阻止，后人今天才得见这一页记载在石头上的人间沧桑。
70年来，几乎所有国共两党要人来庐山都到过这里。楼高两层的美庐不知承载过多少历史人物，聚会过多少政坛风云，流传到现在的却是一段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那就是毛贺庐山相会。
直到晚年接受采访时，外婆才开口说起与外公的庐山相会。根据几方知情者叙述，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外公到庐山后情绪很好，对前来迎接的杨尚奎夫妇讲：“庐山，山好，水好，空气好，还有老表好 ”
7月5日这天晚上，外公突然问与他一同上山的贴身卫士封耀松：“小封，你什么时候值班 ”答复是：“七号、九号……”小封记得：外公当时并没有再说什么，但感觉他在安排一件事情，这让自己也想了好久。
1959年7月9日晚9时，外婆乘坐的轿车准时开进一处巨大的别墅庭院，沿着宽阔的石板路拐了个弯，无声无息地在一栋两层楼前停下。距这栋楼不远处还有一栋小楼，灯火通明，在此居住的外公身边工作人员的声音清晰可辨，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辆车的到来。院子里安静极了，大门口甚至没有了往日森严的警卫。
打开车门的是卫士小封，他与水静一同把外婆搀上石头台阶，来到值班室坐下。小封只认识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夫人兼秘书水静，不知道眼前这位瘦弱的老太太是谁。他上楼报告外公：水秘书她们来了。外公看看表，站起身，似乎要出门迎接。不过小封走后，他还是坐了下来。
外婆被小封和水静一左一右搀扶着迈上宽大的木制楼梯，缓缓登上二楼，被领到一间大厅里。水静此时悄悄离开，小封略做安顿也下楼去了，两人在值班室等待着。庐山美庐二层的客厅中，现在只剩下外公和外婆两人。他们分手时，还住在延安凤凰山麓的吴家窑洞。
初见外公，外婆的记忆是恍惚的。她确认眼前的人不是画像，不是塑像，而是真的毛主席，自己22年前的丈夫。外婆记得外公见她来了，就站起身，微笑着打招呼，请她坐下。外公还拿了两个杯子，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外婆面前，一杯放在自己面前。两人就隔着一个茶几，在两把藤椅上坐下来。而小封回忆是他为两位老人端茶倒水，水静说美庐只有沙发，也许他们是对的。庐山相会的最初时刻，外婆是无法说清的。
外婆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时刻，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这时，外公开口了。他对外婆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外婆更加哭得不行……
外婆情绪略微稳定后，外公问道：生活怎么样 身体好了没有 外婆仔细看了看外公，说：我好多了，你的身体不如以前了。外公说：忙呀，比以前更忙了。随后又详细问起在苏联的情况，外婆一一说了。外公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外婆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她哽咽地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在相会中间，外公按响电铃叫小封上来过一次。他给杯中续水，还各放一条小毛巾在他们面前的小桌上，便退了下去。几十年后小封还记得很清楚：他们讲话声音很大，“谈得很热烈”。
外婆记得外公向自己介绍了他这些年的情况，还有当年年初辞去国家主席的事，外公说自己实在太忙了。外婆点着头，认真听着。在谈话中，惟一提到的外人可能就是王明。外婆仍然不忘提醒外公：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外公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
外公与外婆当然要谈到妈妈的婚事。外公说：娇娇有朋友了，你见过没有，同意不同意 外婆说：我见过了，我满意。他们结婚，你同意了，我也同意。外公告诉外婆，等这次开完会回去，就为我妈妈举行婚礼。这是整个相会最轻松的时刻。
外婆记得外公最后说的是：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分别时两人没有握手，只是向对方点了点头，一切尽在不言之中。这次来之不易的相会，前后大概一个多小时。
外公再次按动电铃，小封很快进来，把外婆搀下楼梯。外公还让他把水静叫上来。当时已将近半夜了。
水静很快从外公那里出来，小封把她和外婆一行送上车，看着她们离开美庐。据水静回忆，外公对她说的是：贺子珍的脑子坏了，答非所问。要她注意贺子珍的情绪。明天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
小封上楼准备安排外公休息，发现他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外公说：“小封，你看怎么办呢 这个同志把我的香烟、安眠药都拿走了。香烟倒还不要紧，安眠药她吃了，身体不行的。”说罢外公让小封下楼去拿香烟，他是离不开烟的。
小封拿烟上来，外公显出既高兴又不高兴的样子，继续说道：“小封啊 这个女同志，是女中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来身体很好的，让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好，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很艰苦的 我们也不知道消息……”
接着，外公又让小封打电话给水静，让她不要把安眠药给外婆吃。外婆拿走的安眠药有三种，按顺序吃的，错服是会出事情的。小封马上下楼去办，这时快一点钟了。打完电话，小封又上楼为外公擦了澡，梳了头，给他服了安眠药，安排睡下。
第二天早晨，水静来电话说已将安眠药要回来了。外公接到小封报告后连连讲：“好，好 ”他从烟盒内抽出一支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口。
据水静回忆，与外公相会后，外婆在庐山度过的第二个晚上是她陪同的。她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了我。
水静先是想办法从外婆手里拿回外公的安眠药，完成了主席交代的任务。随后，外婆就和她谈起往事，从和毛主席在井冈山结婚，到延安的家庭风波，从在苏联的苦难生活，到回国后的种种遭遇，几乎无所不说，而且越说越兴奋，越兴奋越说，思想情绪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整整说了一夜。
外婆非常留恋在瑞金中央苏区的那段时光。外公“靠边站”了，外婆闹过一次大病。外公殷勤地照顾她，而且大事小事都跟她聊。经历磨难后两人的感情反而更深了。何况还有可爱的儿子毛毛给他们带来快乐。
长征后离开瑞金到延安，担任党内更重要领导职务的外公更忙了。延安虽小，但充满感召力，中外有识之士纷至沓来，还来了很多洋学生。外婆整天不知道外公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他做些什么。回家之后很少像从前那样，大事小事都说说。作为女人，没有比这更令人烦躁的了。外婆苦恼极了。
外婆说：有些事情我看不惯，火气就特别大。我认为他变了，和井冈山、瑞金那个毛泽东不一样，于是就经常跟他吵。起初他不理我，后来就干脆搬到另外一个窑洞去住了。他要是陪我吵，跟我吵，我会好受些，而采取这种态度我就伤心透了。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我认为他对我淡漠了，疏远了……
外婆开始认真思考起来：自己哪一点不如那些洋学生呢 16岁革命，17岁做领导工作，不到18岁便挎枪上火线，她们比不了。只有一件比她们差，就是文化低些。可这是可以学习的呀，那时外婆28岁，她还年轻啊。
外婆的打算本是去有国内最先进医院的上海做手术，取出弹片。然而“八·一三”日本攻打上海的炮火使她不得不改变主意。正巧有人刚从苏联回国，外婆打听了一下，就决定到苏联，一是治伤，二是学习，三是调养一下身子———多年戎马生涯让她落下一身的病痛，何况自己生孩子都生怕了。
外婆告诉水静：在苏联听说主席重新结婚了，她始终将信将疑。外婆认为自己和主席是炮火中结成的患难夫妻，一直是同甘共苦的，她坚信主席是爱她的。到达苏联之后，主席还打了电报催她回去，怎么会变呢 她对他的爱更是坚贞不移的，正因为爱他，永远拥有他，才离开他去苏联的。没想到事情变成这样。
外婆向水静诉说了一夜。兴奋的她没有注意到：水静已经坚持不住，打起了瞌睡———自从接到外公任务，她已经几天几夜没睡好了。屋子里只有外婆一个人在床上坐着，回忆着，感叹着，直到月亮隐去，东方发亮。
外婆已经盘算好了，明天再见到外公，一定把自己要求工作的事好好谈一谈。还有许多许多，几夜也说不完的话题。她期待着第二次见面。第二天到了，外婆却被水静送下了山，再没能与外公见上一面。当然这是外公的安排。
事后，曾志急切地找到外公，询问相会的情况。外公再次低沉地说：不行了，她脑子坏了，答非所问。这是出乎曾志意料的。她不相信这是真的。
值得一提的是：与外婆相会后，心情怅然的外公酬谢为此出力的女同志，又在美庐请她们吃过一次饭，水静当然包括在内。那天上午，忙于庐山会议会务的她刚想休息一下，带孩子上街买东西，就被告知有急事：一八○来电话，毛主席找你……外公见到曾志、朱旦华和水静后，笑着说：今天请三位吃顿便饭，不要客气。
所谓便饭，上了六个盘子：红烧五花肉、油煎小鱼之外，就是庐山上的一些特产青菜。外公陪三位夫人喝了一杯茅台酒，还轮番为客人夹菜，始终非常客气。水静记得饭后大家又坐了一会儿，外公和曾志谈起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往事，还和自己拉了一些家常。水静不记得外公提过庐山相会的事，大家都把它默默放在心里，三位女同志几十年后才讲出来，外公1959年后则再没提过。
(摘自《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孔东梅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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