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规模地彰显一个地域人才整体状况，是了解该地域历史文化及其发展脉络的极好方法，它比分散单个地介绍人物更具全面性与科学性，也比某些见事不见人的教科书更具生动性与典型性，贵州人民出版社继推出厐思纯《明清贵州七百进士》之后，现又推出作者新著《明清贵州六千举人》，这是前书的姐妹篇，又是一部兼具学术价值与普及意义的好书。

　　多年前，贵州文化名宿陈福桐先生曾以其《六千举人、七百进士》大文，振聋发聩，一扫历来认为“贵州无人”的偏见，在省内外引起广泛反响。当时他就提议，应该编写出版一本有关贵州进士的专著，激励青年向上，爱我家邦；亦使那些对贵州历史文化知之甚少的人，有一了解贵州历史演变的读物。从那时起，这方面的述作已有不少。现在厐思纯先生不是零散的，而是整体的；不是概念的，而是有血有肉又有深度地以两部力作，荟萃贵州六百年人才全貌，填补了贵州人才史的重要方面，这是一项深化贵州省情认识的开创性工作。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云：“一人之史而可以与国史、家史相取证。”作者本着这个启示，认为研究中国边远地域，研究贵州省情，应当把“一人之史”拓展为众人之合史。乃从七百进士中，选出五十多人，又从六千举人中选出五十人，跨越明清两代，深入发掘一个个人物的家世、品格、才华、学识、独立特行之气节与事功，并将他们放在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时代背景下，联系贵州山川、人文、民族关系等深层社会环境去剖析，因此，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既写其人，又溯其源，活脱脱地托出了可触摸可感知的历史上贵州人才群像图景。这是一种严肃艰苦的工作。通观全书，搜寻觅集的文献资料特别丰富。不少史实、故事、嘉言懿行、诗文剩稿，广征博采，颇为人之未知未见。有些插曲，“穷极刻画之能事”。比如，在《父子巡抚》中，描写唐树义在湖北抗洪，当洪水涨至离坝顶仅三尺时，“一看不妙，飞身跑到坝上……独立水中，奉土负薪，身当其冲。”又写他“乘单舸，涉洪涛，核准灾民户口。”一次因总督迟迟不拨抚恤款，唐树义“按捺不住性子，气愤地说：‘尧舜在上，忍令吾民失所乎？即有严谴，请独当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作者利用史实，撷取这些精彩片断，把人物写活。在这本书中，这类人物形象与细节描写颇多。现代社科出版物，多注重细节描述，因为惟细节才能惟妙惟肖再现历史真实。刻板无味，大言无物的读物，是不能赢得读者的。

　　厐氏的两本书，前一本写进士，这一本写举人。从科举功名层次看，举人逊进士一筹。而从道德文章、事功绩业看，则难分伯仲。因为，著者的取人标准重在人品、文品、官品，即贯穿人事之中的思想品格精魂。看看本书那些文化人物熠熠生辉的名字：有世誉“天末才子”的谢三秀，有孔尚任比为“屈子之闲吟泽畔，子美之放歌夔州”的吴中蕃；有士人称“金陵九子”、“崇祯八大家”之一、举家殉国的杨文骢；有“沙滩文化”领军人物、被誉为西南大儒的郑珍、莫友芝；有晚清具有世界眼光的外交家、散文家黎庶昌，他们的影响，都不是世俗功名官职所可衡量。又如明末抗清英烈、被誉为“南天一柱”的何腾蛟；清初开发台湾的周钟瑄；晚清贵州民族资产阶级精英华家三代；贵州辛亥革命元老平刚、周素园……他们的精神遗产，也超越时空，超越功名禄位。所以，本书写的是人，而蕴含的是不同时代进步精神，折射出的是贵州六百年的重要历史关节的社会面貌。由人及事，亦可作为了解黔史的一部读物视之。

　　像《明清贵州七百进士》、《明清贵州六千举人》这样的书，适应面应该是比较广的。学者、官员们可以从中省悟一些知人知事、治国安民之道；一般读者也可从中学到人情世故、修身教化；以致了解仕途坎坷、宦海惊涛。可浅可深，雅俗共宜。只稍留意，就可发现这本书丰富的史料中包含多方面可以汲取与研究的内容。比如，我发现五六十位进士基本上都是明清两代部级的大员能臣，有的是中枢重臣，看出当年贵州人才群英在国内占有一席之地。又如，这些进士和举人，既是黔人，而从祖先看又为客籍人。大都是从发达省区名门世家，或随军、或入官、或贬谪，先后入黔定籍的。可见，社会进步在于开放，人才的成长史亦地区的开放史。没有人才的开放、交流、互动，就不会有一个地区的迅速发展和全国的共同发展。接纳外来人才是符合本土民族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古代是这样，今天更是这样。

　　在当今出书难的情况下，贵州人民出版社重视贵州文化图书的编辑出版，两三年中，连续推出《进士》《举人》两书，并以重点图书问世，这是值得称道的。当今图书不但内容要吸引读者，装帧形式上也应有一定的冲击力。两部书都比较古朴大方，用纸精美，选用一些老照片的同时，配以一些插图，调剂了版面，都较符合时代出版潮流，更增加了此书的亲切感和现代感。

　　本书，理应敬请陈福桐前辈赐序，陈老以年迈辞谢，嘱我代劳。笔者退休闲居，师从陈老十多年，受益良多，不敢违命，因弁数言交稿，就教作者，并请陈老及读者、方家匡正。

　　作者：刘学洙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