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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学滋润过我们的心灵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9-1 9:20:27 · 来源：新京报
中国作家回忆对自己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俄罗斯作家
曼德尔斯塔姆滋养青春记忆
欧阳江河（1956———），诗人，原名江河，出版有《站在虚构这边》，诗集有《透过词语的玻璃》（1997）、《谁去谁留》（1997）、《最后的幻象》（组诗）等。
我第一次读到曼德尔斯塔姆大约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一本名为《国际诗坛》的杂志上读到了他的诗作《悲哀》，这是他公认的代表作，写得精彩之极。我认为这首诗是20世纪整个俄罗斯最重要的一首诗歌，它所体现的那种纯正的古希腊悲剧意识，它对音韵的考究，它深奥的对称诗学原理，至今仍然使我深为迷恋。很庆幸我一开始接触曼德尔斯塔姆，读到的就是他最好的诗作。这首诗有好几个译本，我认为还是最初读到的译文好。曼德尔斯塔姆早期与古米廖夫及阿赫玛托娃组成了著名的阿克梅诗派，潜心于“世界文化的怀古之思”，曼德尔斯塔姆本人诗歌思想的两极是狄奥尼索斯之狂迷与阿波罗式的理性，这在他的前两本诗集《石头》、《悲哀》中有所体现。他后期的沃罗涅什笔记中的诗歌，带有一种经过压缩的语调和节奏，神秘而费解，这种不为大众所接受的东西，在晚期策兰的诗歌中得以升华，构成了20世纪诗歌中最为艰涩的诗意内核。曼德尔斯塔姆的散文也很有意思，有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广阔性。谈到曼德尔斯塔姆的影响，就我个人而言，其一是他身上那种开放的文化综合气质非常吸引我，他在俄罗斯文化中引入了国际性，这种内蕴广阔的国际性，涉及从希腊文化、犹太文化、拜占庭文化到但丁，再到生物学、现代量子学和天文学的众多方面；其二，他的写作本身也很出色，在一些细部考虑上对我有启发，比如他对传统音韵的现代处理，比如他的诗歌飞行理念，比如他在早期诗集《石头》中对硬词的近乎偏执的迷恋，以及包涵在硬词迷恋深处的那种心之柔软、生命之脆弱；其三，曼德尔斯塔姆身上的传奇性曾经对我以及和我同时代的不少中国诗人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已成为我们青春记忆和成长故事的一部分。
中国文学离陀氏最远
陈希我 作家。20世纪60年代生，上世纪90年代留学日本，现居国内。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抓痒》，小说集《我们的苟且》，中短篇小说《我们的骨》、《又见小芳》、《我爱我妈》等。
第一次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大学时候，在学校的阅览室大厅里，看《罪与罚》。好像搅进了一场纷乱的打架，惊心动魄、天昏地暗。至今《罪与罚》里的一些情节都忘了，跟他其他作品搅一块了，但那情景仍历历在目。
陀氏雄辩，但并不是跟谁争辩，而是跟自己争辩。
自己说，自己驳，自己打自己，自己摸自己。后来才知道巴赫金有个说法：狂欢。
初读陀氏时，我已开始写小说，每当我激情澎湃地给人讲我的构思，人家最后总说：你要表达什么呀！我怀疑我也患了陀氏综合征———错乱。这与其说是一种表达方式，毋宁说是思维方式：狂欢，夹杂不清。
陀氏最伟大之处，在于跟上帝打架。他一会儿扮演魔鬼，跟上帝对抗；一会儿又扮演上帝，跟魔鬼抢夺。他作品的魅力在于他处于上帝与魔鬼之间。他不甘当魔鬼，也不安于当圣徒。他高于宗教，因为信教是认同、取消、做减法，而他是在追问、确认、做加法。
陀氏是真正的圣徒、理想主义者。我也自认为自己是理想主义者，于是与他心有戚戚焉。而我们的“信徒”却太轻巧，我们的理想主义太廉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学离陀氏最远。中国作家可以接近列夫·托尔斯泰，可以接近马尔克斯、海明威、博尔赫斯，甚至可以接近卡夫卡，可是很难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
“俄罗斯情结”有别于“苏联情结”
止庵 作家、出版人，现任新星出版社副总编辑，出版有《樗下随笔》、《张爱玲画话》、《废名文集》、《周作人自编文集》和《苦雨斋译丛》等著作。
现在使用“俄罗斯文学”这个名目，好像是要囊括俄罗斯自有文学以来不到三百年间的所有文学创作。其实有一段应该单分出来，那就是苏联文学。然而，人们往往把它们混淆在一起了。常听说某人有“俄罗斯情结”；仔细分辨，却是“苏联情结”。俄罗斯文学的核心是人，是对人的关注，是对人的生命和人的境遇的关注，是人道主义。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是托尔斯泰，都是如此。而苏联文学就其主流而言，却并不相同。譬如有人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能忘怀，觉得冬妮娅特可思慕；可在那小说中，这是个什么角色呢？保尔与她分手，恰恰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重要一步。我们不能同时接受保尔与冬妮娅。俄罗斯文学的主题是“苦难”，苏联文学的主题是“革命”。
假如“俄罗斯情结”仅仅限于怀旧，而不伴随着拓宽视野和重新认识的话，可能还是走在一条岔道上。讲到苏联文学，也应有所区分：最初的二十年间，的确有不少俄罗斯文学伟大传统的继承者，如写《我们》的扎米亚京与写《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布尔加科夫等，不过他们都被“活埋”了。以后还有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种反主流者，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这种非主流者，即使侧身主流之中的，也有肖洛霍夫这样颇有成就的作家，但这毕竟还是少数。
俄罗斯诗人构成了一个“审判席”
王家新 （1957———），诗人，著有诗集《纪念》（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游动悬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王家新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楼梯》（英译本，伦敦威尔斯维普出版社，1993）、诗论集《人与世界的相遇》（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没有英雄的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文学随笔集《对隐秘的热情》（北岳文艺出版社，1997）、《坐矮板凳的天使》（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等。
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诗人，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诗人具有特殊的意义。我甚至说过，这些诗人构成了我的全部苦难和光荣。显然，这不是一般的影响，这是一种更深刻的“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
先说帕斯捷尔纳克，我心目中的“诗人”和“诗歌精神”，正是与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名字所代表的诗歌品质及其命运，对我几乎具有某种神话般的力量。他的完美令人绝望，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两首诗《帕斯捷尔纳克》和《瓦雷金诺叙事曲》就是献给他的。“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从此，早春二月和缪斯的墨水就注定和这位诗人联系在一起，而他后来的自传《安全通行证》和小说《日瓦戈医生》，则是一种更伟大的见证和澄清，它不仅显示了俄罗斯的精神之谜，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从中看到了我自己的命运。从此，从我们的诗中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阿赫玛托娃则是另一位让我愈来愈惊异的伟大女诗人，我因此曾写过一篇长文《没有英雄的诗》。与其说她作为“未亡人”活了大半个世纪，不如说她是被诗歌“留下来”的人，以完成一种更艰巨的诗歌命运。她告诉了我怎样以诗来承担历史赋予的重量。似乎在她的每一首简约克制的诗背后，都有一个隐蔽的命运悲剧的“合唱队”。布罗茨基曾称她为“哀泣的缪斯”，对我来说，这是一位说俄语的但丁。
当然，还有曼德尔斯塔姆和茨维塔耶娃。前者是一位怪杰，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不仅是诗，还有那种“献身文明和属于文明”的诗学意识。后者纵然一生不幸，但其心灵力量和诗歌天才的持续迸发都让我一直惊异。“文学是靠激情、力量、活力和偏爱来推动的”，她自己的诗正是这样。记得在多年前的伦敦，我在泰晤士桥的路灯下翻开一首诗，只读到前两句便大惊失色：“我将迟到，为我们已约好的相会；当我到达，我的头发将会变灰……”而布罗茨基，这位俄罗斯诗歌最优异的精神传人，他所有的诗歌和随笔都对中国诗人产生了影响。
这些诗人不仅以其杰出的艺术个性吸引着中国的诗人们，也以其特有的诗歌良知和道德精神力量，如爱尔兰著名诗人希尼所说，在20世纪整个现代诗歌的版图上构成了一个“审判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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