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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著
文物出版社
简介
《王世襄》是中国文博名家王世襄先生的传记。从王世襄先生的兴趣爱好与传奇经历中，人们可以触摸到公元20世纪中国文物研究从无到有、曲折起伏的发展脉搏……本文节选自书中第四章《追寻国宝》。
早在公元1946年春，清损会（即战时文物损失清理委员会——编者注）秘书郭志嵩就从南京来函，要王世襄编一本在日本的中国重要文物的目录，注明名称、尺寸、藏处、藏者、材料来源等。他赶快从《现在日本支那名画目录》、《泉屋清赏》、《爽籁馆藏画》等书中辑录，让人抄写后送去。同年9月的一天，马衡院长（指故宫博物院——编者注）对王世襄说：“接南京清损会来信，准备派人去日本，交涉赔偿文物。因为你懂外文，打算派你去，不知愿意否？”王世襄当时考虑到追寻国宝的诸多事务以及正在接手的故宫古物科的工作，有些为难。但是，他又想到如果真正能从日本弄些我国的文物回来，也是值得的。于是，他答应快去快回。
公元1946年10月下旬，王世襄利用押运故宫文物参加《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的机会来到南京。此次展览11月初举行，为期一周。展览结束后，王世襄参加了杭立武主持召开的有20多人参加的清损会年会。各区汇报了一年来清理文物的情况和收获。大家讨论了去日本开展清理文物工作的步骤与方法，并将赴日的使命概括为三项：一从东京运回日寇公元1941年底侵占香港时掠去的中央图书馆的一批善本书；二向日本政府追查战争期间中国各地损失的公私文物的下落；三与日本政府进一步交涉，以期达到“以类赔偿”的目的。这次会议决定派王世襄为赴日专员，到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文化教育组工作。至此，他完成了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的使命，又将东渡日本，开始另一段追寻国宝的历程。
王世襄从南京外交部领到赴日本的护照后，前往上海。他在中国驻日本代表团上海办事处的协助下，于公元1946年12月中旬飞抵日本东京羽田机场。当时，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的团长是朱世明，第四组的组长是张凤举，同在代表团的还有吴文藻、谢冰心、徐敦璋和吴半农先生。王世襄在日本进行了两个月的文物清理工作。
刚到东京不久，王世襄就了解到中央图书馆被掠到日本的善本书的一些情况。这批善本大多是抗战初期江浙、两广一带的藏书世家，如吴兴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金陵邓氏群碧楼、番禺沈氏等，为避战乱而放到上海旧书摊出售的旧藏珍籍。中央图书馆购得这批善本书后，大部分运至香港，准备装箱再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不幸的是，这批书竟遇香港沦陷而被日本海军掠去。公元1946年，经过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查访，这批书终于被顾毓秀先生在东京市郊的帝国图书馆地下室及伊势原乡下发现，随即转存东京上野公园和驻日本代表团的住地。王世襄利用中央航空公司的专机回国的机会，把代表团住地的10余箱善本书先行运回了上海，随即开始向日本政府正式交涉。
出人意料的是，追偿工作并不顺利。问题主要出在联合国关于赔偿文物的条款与规定上面。其中要求必须确实能“证明”是抗战期间被日寇掠夺和盗窃的文物方能偿还；对战争中损失的文物要列举名称、年代、形状、尺寸和重量等，最好附照片；对掠夺的文物要开列原有人、原在何处、何时被掠夺；如被日军掠夺，则要说出番号……王世襄查阅完国内寄来的材料，可以说没有一份够得上这些“要求”。因为在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在战火硝烟的恶劣环境下，又有谁能留下文物损失的完整材料呢？至于要中国人写明保密的日军番号，更是岂有此理。身为赴日专员的王世襄对如此苛刻的条款，自然十分气愤。他清楚地认识到：这些规定只对日本有利，对中国不利，而且已经到了偏袒庇护的程度。他不明白：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为什么在外交上却是处于如此弱势的地位？究竟是谁让联合国作出这样荒唐的规定，从而为追查偿还中国文物设下了一道事实上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一方面大声疾呼，一方面竭尽所能向日本政府提出追寻中国文物的要求。但是，无数次努力均告失败，追寻的希望变得十分渺茫。
王世襄仍不死心。他继续向驻日代表团请示，准备向日本政府提出“以类赔偿”的要求。这就是日本侵略者劫夺的中国文物，原件已毁坏，或长期查不到下落，中国政府有权要求日本用同类或等价的文物来赔偿。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有充分理由的正义要求，在中方内部却产生了不同意见。有人认为：现在中方有求于联合国的事情太多，怎么可能在追还文物这个问题上斤斤计较呢？王世襄怎么也不明白：还有什么比追回祖国的文化瑰宝更重要的事情呢？确实，作为有满腔爱国热情的一介书生，对当时特定环境下的政治与外交是难知其奥秘的。也许只有时过境迁，历史才会作出公允的回答。
一再碰壁后，王世襄又想到在国内追寻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的经历。他决定亲自到美国设在日本的管理调查文物的机构去了解一些中国文物的线索，从调查文物的下落入手，再提出偿还的要求。第一天前往该机构时，因两位负责人不在，下面的一位工作人员十分热情，带他去看了他们编好的日本所藏文物的卡片。可是，第二天的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这个机构的美方负责人要求正式约定，方能拜访。此后，实际上就拒绝了王世襄提出的要求。其目的明显是防止中国方面打听有关在日本的中国文物的线索。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确有那么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不愿意让中国在抗战中流失到日本的文物归还原主。这里面除了政治、外交的因素，某些个人的因素也发挥了作用。据说，当时美方机构的一位负责人战后不久便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古玩商。
至此，王世襄感到凭借个人的力量，在当时的环境下，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外交和某些利益因素，再继续追偿更多的中国文物已经不可能。呆在此处，只能是空耗时日。他想到了战后亟待重新恢复的祖国，想到了自幼向往的故宫博物院的工作。呆在日本，应该说是轻松而自在的，这也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美差，但他的使命感却告诉他：应该回到祖国去扬起事业的风帆！公元1947年2月，他经过多方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才把存放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的中央图书馆的107箱善本书，用汽车运到横滨码头，再用轮船运回上海，最终使这批经过战火洗礼的国宝完璧归赵。当时，到码头来接书的是郑振铎先生派来的谢辰生和孙家晋两位先生。
王世襄在完成运送善本书的最后一项使命后，旋即到南京的清损会复命，并马不停蹄地从上海坐船到天津，然后乘火车回到北平。此时，已是公元1947年3月初。王世襄为追寻国宝在国内外已经奔波忙碌了约450个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尽管当时他和周围的人也许并没有过多地看到这项工作的意义和价值，王世襄本人不仅没有因为这份历史功劳而受到彰扬，反而因其接收回大量文物而蒙受不白之冤达25年之久。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后的今天，人们却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王世襄当时的努力是如此的珍贵，他的工作成果蕴含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与文化的价值。当时的王世襄急匆匆地从日本回来，可能什么也没有想就一头扎进了故宫的日常事务中。他奔忙着，因为他脑海里又有了一个美丽的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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