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是全球福布斯富豪榜以23亿美元身家排第198位的郭台铭投资的富士康科技集团，另一方是一个市场化媒体以及这家媒体一名编委和一名普通女记者，如此悬殊的差距让这起富士康天价索赔案震动了国内外新闻界。
这个案件的主角《第一财经日报》的编委翁宝和记者王佑也因此迅速“成名”，而翁宝无奈地说：“这样的成名，我不要也罢。 ”
记者从翁宝的博客中了解到，8月30日他已从上海来到了北京。经过多方打听，昨天早晨8时左右，记者在北京一个位置偏僻的小旅馆里找到了翁宝。凌晨4时才睡下的他从熟睡中被叫醒，他的第一句话便是“事情有转机了”。这个所谓的“转机”就是富士康的索赔额已经从3000万元降到1元，其被冻结的财产也被“松绑”，他和他的“战友”王佑可以稍稍舒一口气了。
家乡都传开了
记者：7月中旬接到财产被冻结的通知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你在考虑哪些问题？
翁宝：研究富士康这个企业和郭台铭的性格。
记者：你的家人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他们是不是很伤心？
翁宝：昨天在机场给妈妈打了电话，电话一通，妈妈就哭了，那种凄厉的恐惧我终身难忘。我知道，我最难以承受的终于来了，他们也是昨天才知道，家乡都传开了。妈妈在电话里一再哭着重复说：“儿子，我们是好人，好人有好报，你现在一定要坚强。”
采访有没有失实？
记者：采访的基本事实有没有失实的地方？
翁宝：我现在是当事人，对这个案件叙说一些细节此时还不合适，这些可能会成为富士康的证据。其实，在苹果公司的报告中，已经提出了“超时工作”，而富士康是苹果的代工企业。
记者：在审稿的时候，有没有和记者反复强调事实一定要准确？
翁宝：当时我不在报社，正在外地出差，我不是编辑，也不是当天晚上签版的编委，但平时重大的选题都是由我来策划的。我相信记者，也相信每个人都是性本善的，《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基本的新闻伦理还是有的。
起诉前有过两次沟通
记者：在被法院冻结财产之前，富士康方面来找过你们吗？
翁宝：我们做过两次很顺畅的沟通，富士康当时通过熟人联系了我们，当时我作为报社编委分管产经中心工作的领导接待了他们。他们当时提出，不要再报道了，他们压力太大。此后我们又出了一篇报道，他们又来找，做了和第一次同样的表示。当时我没有给予任何肯定答复。
事实上，按照常规的反应，如果我们报道错了，采访对象会打我们的热线进行投诉，显然当时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
后来第三次要约见面的时候，富士康方面说台资企业高层希望到上海之后和我们吃个饭，但是由于时间问题几次都没有凑到一块，最后定在某天的7时，但当天4时，富士康方面打电话，说他们领导因深圳市领导接见赶不过来了。在大概一周之后，王佑收到关于冻结财产的通知。
记者：开始的态度与后来富士康的一系列行为好像很不相符？
翁宝：我个人了解，郭先生这个人非常强硬、非常有主见、非常有能力，他力排众议。作为个性很强的人来讲，他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他有很大的个性。
这期间我收到冻结通知的时候，我给郭先生本人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对这个事情的立场和判断、建议。
记者：从力量对比来看，目前您仍不占优势，打算如何应诉？
翁宝：这个案件出来之后，得到多个法律界人士的支援，我们也有免费代理这个官司的律师，我们会组织一个非常庞大的律师团。
记者：读了您的博客，感觉您很“脆弱”？
翁宝：平和对待不等于不据理力争，我以德报怨，这是个人的道德和修养问题。
富士康曾另有解决方案
记者：富士康撤销了财产冻结申请，并将索赔额从3000万元降至1元人民币，您是什么时候知道的？翁宝：昨天上午9时多，一位同行告诉我的。
记者：当时是不是比较激动，我在王佑的博客上看到，这是事情发生以后您第一次笑？
翁宝：还比较平静，连日来的胶着状态已经让我非常疲倦，没有兴奋的力气了。这次只是富士康诉讼策略的重大调整，事态的发展还有待观望。我认为他们主动调整是必然的，但这么快会有转变是意料之外的。
记者：您推测富士康为什么突然降低索赔额？
翁宝：昨天下午2时，富士康相关方面在电话中曾经试探性地提出其他解决方案，我本人当即明确地提出我的原则立场，4小时之后对方正式发布了这一消息。
王佑没有精力写稿子
记者：在做劳工的话题上，有很多企业可以选择来做采访，为什么选择做富士康？
王佑：我们有一个人力资源版面，做劳工话题是一个系列性的报道，华为的稿件是开篇，这个稿子也是其中的一个。
记者：富士康自起诉以来，一直强调你稿件中的“招进来1000人，500人身体本来就有病”这句话，严重歪曲事实，伤害企业商誉，这个资料您是从哪里采访到的？
王佑：有关具体采访细节的事情，我目前不能透露，有关的问题可以找我们的代理律师回答。
记者：事情发生以后，对你的工作和生活影响大吗？
王佑：有很大影响，现在已经不写稿了，心理压力比较大，全心用来应对这件事。
北京青年报(吴琳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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